襄渝线散忆：扑克牌的故事（回忆/黄康全）

       6月中旬的一天，借调到营部去帮助写“创四好”材料的卢凯，打电话叫我去营部取个包裹。在“三线”的日子里，我从来不跟家里要东西，主要是怕我母亲担心。在回咸阳处理事故善后工作时，我母亲曾经问过我，在“三线”生活上是不是很艰苦？说是单位里老学兵连的家长问过她：“孩子在那里吃得饱吗？”她们的孩子经常会让家里寄些吃的。我为了让母亲放心，都哄她说：“我在那里好着哪。”善意的谎言，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在千里之外，一个在黑龙江建设兵团，一个在内蒙古乡下插队，他们的日子都不怎么样，有时写信回家诉几句苦，母亲总是偷偷地流泪。所以我从上“三线”那天起，就打定主意：对家里只说好的，决不叫苦，不能让母亲再为我担心。

       这个包裹是我远在新疆的大姐，搞到了两付扑克牌寄来给我的。信早在两个月前就收到了，可这个包裹今天才到，（那时大姐在南疆墨玉县，到和田就要走两天，再从和田到乌鲁木齐，运气好的话，长途汽车不出毛病，要走8、9天，如果赶上车出毛病，走上十几天也是常有的事情。再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火车要走四天三夜，算下来一封出疆的信要近一个月才能收到）。

       我来到营部卢凯和四营书记员住的小屋外，喊了两声没人答应，就到旁边“宣传站”去找。一进门就见“宣传站”的外屋站着六、七个熟人，卢凯也在，刁副营长笑嘻嘻地在椅子上坐着，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包裹的一个角已经撕开了小口，但又合了回去。显然里面有什么，他们都心知肚明了。刁副营长问我：“小黄，里面是什么呀，打开让我们看看！”我也成心要逗逗他们，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是小人书。”说着从桌上拿起了包裹，顺着那个小口往正面撕开，一本小人书露了出来。屋里的众人又起哄说：“再撕大点，撕大点看看！”看着他们那副兴奋的样子，我索性把小人书拿了出来，从里面倒出了一付扑克牌。他们都高兴得哈哈大笑。我装着无奈地说：“那只好见面分一半了，这一副就留给你们吧！”刁副营长高兴地拿起扑克走了，其他人也都一窝蜂地跟了出去。

       扑克牌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在市面上基本绝迹，在众人眼中可真是稀罕物件，今后又有新鲜玩意儿了！我把另外一副扑克牌揣在兜里，那两本用来“打掩护”的小人书扔在了那里。（那时的小人书故事假得没法看，）

（附当时小人书插图）

       我返回连队到了宿舍，把扑克牌扔给了战友们，房间里立刻炸开了锅。“三排有副扑克牌”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连。这副扑克牌自开盒后，就昼夜不停地连轴转。

       四个人打牌，几十个人看，屋子里挤得水泄不通，“牌桌”对面的床辅上都站满了人，谁都想上去摸两把，就连曹连长一有空也跑到这里来甩几牌。有时打牌打困了，胡乱找个辅睡上一觉，起来接着干。我们宿舍的人还规定：这副扑克牌概不外借！所以当三排出工时，其他的牌迷们会到三排宿舍来接着打牌。这副扑克牌我却再没粘过手，那时候娱乐用品就是这样稀缺。可怜的扑克牌最后被打得四边都磨没了，可是我们连再也没有第二副扑克牌来代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