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完全根据的一系列指示开始的。1964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已取得很大成绩，“”所造成的困难已基本克服，而国际形势却异常紧张，这时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本来“”期间，已经在西南和西北开始建设钢铁企业、军工企业，修建铁路，但在调整期间由于资金困难，全部下马了。首先从恢复这些企业的建设入手，提出了建设三线问题。他在1964年5月就明确指出：攀枝花钢铁厂还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又说：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9月，又提出批评，说把川黔、滇黔两条铁路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11月在听取西南地区钢铁产量增长情况的汇报时又指出：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都搞起来；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还说，你们再不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还说，没有钱，可以用我的稿费。关于建设大小三线的讲话是很多的，但我手头没有资料，只能根据记忆写了这几条，这虽不能够全面反映出的战略思想，但也可以看出非常重视三线建设。

冶金部行动起来

当听到说“你们再不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时，中央各部委、各有关地区立即行动起来，三线建设的热潮从此开始。钢铁工业是重点之一（军工、煤炭、铁路都是重点），冶金部迅速调集人马，开到西南、西北，研究方案，布置建设工作。建设大军随后兼程前进，在三线摆开战场。

因地理关系，三线建设重点在西南，兼顾西北。冶金部在西南、西北各设了一个领导小组。西南小组由徐驰、李非平、李钟、韩清泉等负责。我当时在白银厂蹲点，就兼任西北小组组长，副组长是刘学新。两个小组都紧张地运转。虽然“”打乱了三线建设的规划，但建设没有完全停下来。不到10年时间，西南、西北都建成数以百计的工厂、矿山。三线建设对冶金工业来讲，可以说是继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的又一个建设高潮。粉碎“”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整顿、改革、技术改造，三线的冶金企业都成了冶金工业的骨干企业。

我在这里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项目。

攀枝花钢铁公司

冶金工业三线建设最大的项目，首推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这也是整个三线建设有代表的项目。说起攀钢建设，应当追溯到“”以前。地质部的勘探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40年代地质专家调查的资料，在北自四川省西昌，南至川滇边界的金沙江，长约200公里的安宁河谷和金沙江河谷地带发现了几处大铁矿，主要有西昌的太和、德昌的白马、盐边的攀枝花（这是地质队所在村，因有木棉树，俗称攀枝花，因而得名），储量很大。还在金沙江河谷发现了炼焦煤。因此，产生在这一带建设钢铁厂的设想。

1958年春天成都会议时，批准了建设攀枝花的设想。随后西南协作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书记廖志高、杨超（四川省委工业书记）和我坐飞机飞抵西昌，并从西昌到会理一带考察了一番。当时这一带经济十分落后，西昌连一个小机械厂也没有，老百姓生活也很艰苦。李井泉很感慨地说，没有想到解放这么多年，老百姓依然衣不遮体。我们下决心开发这里的铁矿，建立钢铁厂和其他工业项目，以发展这里的经济。并当即决定成立西昌建设委员会和西昌钢铁厂筹备处，由杨超兼任建委主任。我听取了地质队的汇报，了解到这里有那么多的大矿，心中非常高兴，但是这里的铁矿是含钒、钛的磁铁矿，是否能冶炼出铁来，尚是未知数，必须进行试验。因此我建议先在西昌建一个小钢铁厂进行试验。同时还选择了离太和铁矿很近的西昌飞机场作为将来西昌钢铁公司的厂址。可是到了1962年，因为调整，国家无力进行准备工作，西昌钢铁厂下马，人员疏散。

随着攀枝花地区铁矿、煤矿的逐渐探明，就把从西昌到攀枝花一带要建设的钢铁厂称为攀枝花钢铁厂。但究竟建在哪里，当时没有仔细研究。1964年4月至5月，两次谈到要建攀枝花钢铁厂，说不搞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遵照的指示，由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负责，率领中央各有关部门到西南规划三线建设，冶金部派徐驰率领工作组前去选择攀枝花钢铁厂厂址。经过对西昌、德昌、米易、攀枝花几个地区的比较，认为攀枝花地区兰尖铁矿最容易开发，应当先开采。而宝鼎煤矿就在铁矿附近，可以就地供应，加上又有滚滚而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沙江水可资利用，实在是一个建厂的好地方。而西昌地震烈度系数大，太和矿储量虽丰富，但开采难度比较大，水源也比较紧张，所以工作组决定舍西昌而选攀枝花。但攀枝花地区没有平坦的地方，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起码要5平方公里的厂址，但这里连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没有，这就成为一个大难题。我国的技术人员是具有创造性的，他们在金沙江边上一个叫弄弄坪的山坡上，左测量右比较，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要在2.5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依山势设厂，采用台阶式布置，安排一个大型钢铁厂。把一个大型钢铁厂建在狭窄的山坡上，这在世界钢铁工业建设史上也是无先例的。

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亲临现场考察、研究，批准了在弄弄坪建厂的方案，于是一场集科研、设计、建设于一体的大战迅速展开。

攀枝花钢铁厂能不能建设成功，首先取决于能不能在普通高炉中用含二氧化钛高达20%以上的钒钛磁铁矿炼出铁来。按常规冶炼方法，二氧化钛在高炉里是不熔化的，钛粉粒和铁水粘在一起，渣和铁不分，流不出铁水来。不突破这个难关，就谈不到建设钢铁厂。于是，一个以周传典为首的攻克钒钛磁铁矿冶炼关的技术专家组成立起来，要在一年之内解决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解决的冶炼技术难题。专家组先在承德100立方米高炉进行模拟试验，后到首钢610立方米的高炉上试验，再在西昌两座28立方米小高炉上用攀枝花矿石进行了长期试验，一次又一次摸索规律，最后得出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来对付在炉内捣乱的二氧化钛，终于从高炉内流出了铁水。奔腾而出的铁水，宣告攀枝花钢铁厂可以开建了。不但冶金战线广大同志激动异常，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也非常高兴。1973年我和周传典等在攀钢蹲点，在周传典的主持下，曾经把当时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不仅永远保存了这些资料，表彰了参加攻关的同志们的功绩，同时还为生产现场的技术人员、工人提供了技术教材。

有了新工艺和设计蓝图后，重担就落在建设大军身上。1964年腊月，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不分昼夜，奔赴到几乎没有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在江边、山沟中支上一个个帐篷，三块石头架饭锅，开始了艰苦的战斗。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是在非常困难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不但要克服地理条件上的种种困难，还要克服气候上的困难。这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从每年的9月到第二年5月为旱季，气候炎热，滴雨不见，人们就像在蒸笼里劳动；而雨季则经常大雨瓢泼，山洪咆哮，工地随时有塌坡的危险。但是这些困难没能吓倒中国工人阶级。然而由于“”带来的思想混乱，导致建设队伍内部分裂，造成两派斗争不息，影响了工程建设的进度。幸好在那里“支左”的代表遵照的指示，防止了两派斗争发展成武斗，始终以建设为重，没有长期停工。

当时攀枝花没通铁路，一切生活、建设物资都要经成都或昆明运到现场，运量很大，运输路程很远，道路崎岖，山高沟深，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到的。但这一艰巨任务得到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五个省市共1500辆卡车的支援，在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之前，运进3150万吨物资（不止是攀钢一家的，而是钢铁、煤、电、交通等所有项目需要的物资和几万人的生活用品）。几十吨、上百吨的数以百计的大件，硬是用汽车拖进来了。世人常常夸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盟军在法国登陆后，后勤支援是运输史上的奇迹，我看攀枝花建设的运输组织工作和它相比，毫不逊色。有人会说，怎么能和盟军在法国登陆相比呢，那是战争，希特勒拼命抵抗。可攀枝花建设又何尝不是在类似战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呢?那时正是“”的高峰期，北京“五大领袖”一直想冲攀枝花，由于亲自阻挡，没有闯进去。可是成都、西昌、昆明等地却烽火连天，造反派的头头们沿途设关布卡，抢货劫车，不让通行，弄得攀枝花地区几乎没有隔夜之粮，不得不派军队押送，才勉强把交通命脉保住。

在攀枝花钢铁公司规划区域内，和攀枝花钢铁厂同时建设的还有煤矿、电站、交通、林业、建材等一系列项目。最重要的还是从成都通过西昌、攀枝花到昆明的全长1000公里的铁路。这是我国最难建的铁路，其隧道、桥梁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条铁路。为早日建成这一交通大命脉，数万筑路大军战险山、斗恶水，日夜奋战。人们常说“战天斗地”，然而只有参加过攀枝花钢铁公司和成昆铁路建设的人，才能真正领会“战天斗地”的艰难和意义。

俗话说“苍天不负有心人”，艰苦的劳动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1970年7月1日，在成昆铁路全线通车的同时，攀枝花钢铁厂第一座高炉流出了铁水。1974年从矿山到轧材，钢铁厂基本建成了第一期年产15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基地和煤、电、铁路、建材的全部配套设施，在地处深山的攀枝花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渡口市（后改为攀枝花市）。

攀枝花钢铁厂所采用的大型设备，除了几台大型吊车外，全部由国内制造，这与鞍、武、包三个钢铁厂不同。攀钢所采用的工艺流程，如高炉冶炼含钒、钛的磁铁矿、120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雾化提钒等，都是中国第一次采用。这是我国在美国、苏联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的伟大胜利，是值得冶金战线广大职工骄傲的。但是，这些国产大型设备，毕竟大部分都是国内第一次制造，又碰上“”，质量不过关，投产后不能正常生产，后来又进行了一年多的攻关才解决。

攀枝花建设所以取得成功，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央有关部门在大规划的大框框范围内放权，在基地内部组织统一的指挥机构和总党委，把各部门的资金捆在一起，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建设初期，以徐驰、李非平为首的特区党委、总指挥部实施了有效的领导，真正把各行各业捏在一起，同心协力，各自负责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避免了条条块块分割、你拉我扯白费工的弊端。

前几年冶金部思想政治研究会在攀钢开会，我曾讲过一次话，我说，北有大庆，南有攀枝花，都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大庆在三年困难时期，攀枝花在“”时期），最艰苦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起来的，比较起来，攀枝花在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交通条件等方面比大庆更困难一些。两个大项目的建成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怕任何困难的最伟大、最宝贵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我们。

中国最大的铝加工厂

冶金战线三线建设第二个有重大意义的项目是位于重庆市市郊的西南铝加工厂。既然要准备打仗，就要有军工生产所需要的金属材料，以制造武器。建设三线，冶金工业的任务，就是一旦战争被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在大三线能够生产军工所需要的各种品种、规格的金属材料。为了这一目标，冶金部在三线建立了配套的冶炼、加工企业。除攀枝花钢铁厂外，第二大的，要算为国防工业提供铝材的西南铝加工厂。

冶金部本来有一个哈尔滨轻金属加工厂，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哈尔滨变成前线地带，再加上苏联当年留了一手，没有给我们配上生产先进飞机材料的大型设备。因此我们还需要建设一个比哈尔滨轻金属加工厂更大的铝加工厂。这个厂的厂址选择，最初选在甘肃省与青海省交界处的红古，准备在那里建一个从铝氧、电解、炭素制品到铝材加工的完整的铝基地。单从地理条件讲，那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有铁路、有水源、有平坦的场地；又处在兰州与西宁之间，可以得到两省的支援。但从大的地理位置来看，又有些太靠北了，所以考虑再三，冶金部党组认为还是把加工厂建在西南为好。在西南地区，曾选择遵义作为建厂的厂址。遵义是真正的大后方，离贵阳铝厂不远，又是历史上遵义会议的旧址，是具有优越条件的，但考虑到当地的工业基础薄弱，国家最后决定把这个厂放到重庆市郊区。

这个厂安装了我国最大的3万吨模锻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2200毫米的热轧、冷轧板机，产品比哈尔滨加工厂提高一个等级。这样的大型设备不仅在亚洲是第一流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少数几个工业大国才有这样的工厂。它可以生产世界上最大的飞机用的铝材。

西南铝加工厂虽然重要，但比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规模小一些，在建设过程中解决困难问题也不如攀枝花那样及时，再加上当时四川省受“”中动乱的影响，直到1973年加工厂的一期工程才完成。这个厂的布置，也受到“山、散、洞”理论的影响，车间分散几处，最重要的轧板车间竟被从高岗上移到一个低洼地，不但受到洪水的威胁，运料也不方便。好在没有进洞，没有造成大的危害。即使有这些缺陷，这个厂的建设投产依然标志着中国铝加工工业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这个厂和攀枝花钢铁厂一样，证明中国人民有雄心壮志，不管有多大困难，看准了、下决心要办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成。

在西南地区，还扩建了成都无缝钢管厂、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昆明钢铁厂、遵义铁合金厂，完善了贵阳钢铁厂，新建了长城特殊钢厂、遵义金属材料厂、峨眉铁合金厂、乐山冶金轧辊厂等一系列工厂。这些工厂细写起来要费很多篇幅，我只想把水城钢铁厂简要介绍一下。

反复折腾的水城钢铁厂

六枝、盘县、水城是贵州的三个县，煤炭储量在200多亿吨，而且煤种齐全，也比较容易开采，是西南三线建设的最大的煤炭基地（另外两个基地是重庆和攀枝花）。建设六盘水的主要目的，是为攀枝花钢铁基地提供炼焦煤和动力煤，和攀枝花钢铁厂是一个整体项目。原来规划把煤运到攀枝花，回来的列车把矿石带来，所以在水城布置了一个100万吨规模的钢铁厂。煤铁交流，各得其益，是一个很好的规划。水城钢铁厂的建设是与攀枝花同时开始的。从鞍钢调去一个以陶惕成为首的班子，包括领导干部和工人，由鞍钢包建，一些设备也由鞍山支援，先建一个60万吨铁厂。建设进行得很快，一座中型高炉和与之配套的设施很快建了起来。但是“”对该厂建设冲击很大，陶惕成被整死，工程陷于停顿，再也没有能够把炼钢、轧钢配套设施建设起来，所以有了“水钢、水钢，有铁无钢”的说法，水城钢铁厂成了有名的亏损大户。20世纪70年代后期，水城钢铁厂的经理张子熊很着急，贵州省委更着急，都想把炼钢厂、轧钢厂建起来，使水城钢铁厂发挥作用。1977年我和周传典曾两次前去帮助规划，又增建了一座高炉，炼钢厂也开了工，水城钢铁厂的建设又恢复了。后来遇到调整，又耽误了一些时间，直到1984年，水城钢铁厂才有钢、有材。前后折腾来折腾去，经过20年水城钢铁厂才建成一个中型钢铁厂，浪费很大。

遵义钛厂和峨眉单晶硅厂

在西南三线建设的有色金属新建项目，除了铝加工厂外，重要的还有遵义钛厂、峨眉单晶硅厂（半导体材料厂）、自贡硬质合金厂。钛是20世纪50年代新兴金属，也是军工产品的重要材料，我们曾在抚顺铝厂搞过试验，取得了成功。三线建设时，就把已取得的工艺技术移植到遵义，建设大型的钛冶炼厂。那时攀枝花铁矿中的钛还不能回收，冶炼所需要的钛精矿，取之于广西、广东和海南岛海滨的砂矿，这些地方的海滩沙子里含有二氧化钛较高，采用重选方法，可以取得质量很高的钛精矿。我们建的钛厂，虽然比世界上当时采用的工艺落后一些，但也能生产高质量的海绵钛。同时又在辽宁省锦州铁合金厂建了一个钛车间，使钛金属和钛材立足于国内。

单晶硅是电子工业必不可少的材料。“”期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研究出生产单晶硅的工艺，并建设了小型生产装置。为了在三线建立基地，就把有色金属研究院的人员调到二线，建设正式的生产厂，同时继续开展研究工作。这个厂子是很成功的，是我国第一个单晶硅厂，可惜也因受了“山、散、洞”的影响，厂址太靠山了，没有扩展的余地。以后又在河南省洛阳、陕西省华阴建立了两个厂。洛阳和华阴相距不远，建设两个同样的厂，显然有些重复，这是“”期间建的，有点欠考虑。

西北三线地区的冶金工业建设

在西北地区，冶金工业的三线建设规模没有西南那样宏伟，部分原因是地理位置靠北，部分原因是受投资的限制。但是也建了一些工厂，甘肃境内的白银钢铁厂的铜加工厂、小铁山的铅锌冶炼厂、陇西铝加工厂、红古的炭素厂；陕西境内的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西安精密合金厂以及青海西宁的特殊钢厂和宁夏的铍、钽、铌厂等。同时恢复了甘肃酒泉钢铁厂。在宁夏石嘴山钢铁厂原址建设了金属制品厂。下面我也简单介绍几个项目。

甘肃酒泉钢铁厂仓促下马的情况我已写过了。当提出三线建设时，冶金部就决定恢复酒泉钢铁厂的建设。酒泉钢铁厂离中蒙边界较近，离我国腹地很远，算做三线边缘地带。1964年我去酒泉钢铁厂帮助制订恢复规划，决定首先恢复矿山建设，然后恢复高炉、焦炉，建设炼钢、轧钢成套设备。镜铁山铁矿在海拔3000米以上，气候寒冷，条件艰苦，没有过硬的队伍是拿不下这座矿山的。为此我把已调到白银厂的全国闻名的马万水工程队调去开山建矿。马万水工程队是一支思想、技术都过硬的好队伍，在白银厂我和他们相处了一个时期，确实很佩服。当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后，全体职工二话没说，全部服从命令。那时马万水已因癌病去世了，但他带领过的队伍，依然保持他生前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作风。这支队伍由马万水的继任者马明带上山去，干得很好。可惜“”开始后，把酒泉钢铁厂建设又冲掉了，马明挨了批斗，马万水工程队也调离镜铁山，转到邯邢矿山去了。酒泉钢铁厂拖了许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建成投产。酒泉钢铁厂的上马、下马反复多次，也延续了20多年，钱浪费了，人也熬老了，这样的教训是不应当再重复了。

青海省西宁市西郊，“”时建有一个小钢铁厂，调整时下马了，厂址荒芜，省里准备改建其他工厂。我考察了这个地区，认为在这里建一个特殊钢厂比较合适，西北没有特殊钢厂的空白也可以补上。省委和部党组同意我的意见，决定把本溪特钢厂搬到西宁。本溪特钢厂规模虽不大，但基础好，搬迁比较容易。之所以搬本溪特钢厂，是因为东北地处一线，已有大连、抚顺、齐齐哈尔、本溪四个特钢厂，可以搬走一个。

本溪钢铁厂党委拥护党组的决定，特钢厂广大职工响应党的号召，连人带设备迅速搬到海拔2000米以上的青海高原。建厂非常顺利，不到两年时间就建成投产，而且生产很正常，成为一个先进企业。20多年来，西宁特钢厂为国家作了很大贡献，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成功的搬迁项目。

本溪钢铁厂同志很有创造精神，设备和大部分职工搬走后，留下的同志利用原有的厂房，又建了一个特钢厂，结果一个厂变成两个，贡献更大。我很佩服本溪钢铁厂同志的全局观念和开创精神。

宁夏的石嘴山钢铁厂也是“”期间建设的，由于没有矿石，调整时期下马了。三线建设时，我到那里在原地规划建设一个钢丝绳厂，也建成了。陕西略阳、甘肃兰州“”时也都建有钢铁厂，由于三线建设的需要，也都恢复了。再加上新疆八一钢铁厂，国家终于在经济落后的大西北，打下了钢铁工业的基础。

在西北最有战略意义的有色金属工业项目，是陕西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稀有金属加工材料是我国极缺的品种，过去虽然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和几个厂协作的方法，也能生产一些，但没有形成正式生产能力，质量也得不到保证。因此，建设正规的稀有金属加工厂就势在必行。有色金属研究院在试验厂里已积累了生产经验，所以就以他们为基础筹备建厂。经过多次厂址考察，选定了在宝鸡市建厂。之所以把厂址选在宝鸡，是因为宝鸡是陇海、宝成铁路的交汇点，交通方便，又处在号称“粮仓”的八百里秦川，工业基础虽不如西安，但已有几家大工厂在那里安家落户，在西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区。稀有金属加工厂引进了一部分国外设备，工艺和技术装备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它的建成改变了我国稀有金属材料加工，特别是钛材加工的面貌。

西北的三线建设，也多少受“山、散、洞”的影响，如白银公司铜加工厂、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布置比较分散。特别是稀有金属加工厂，在“”中批斗我以后，从原来我选定的山前平地搬到山沟里，造成生产流程和管理上的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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