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逃难中的告罗士打酒店之谜萧红（研究/袁培力）

       港战爆发后，萧红移动踪迹有一段是有异议的，就是1941年12月18日，萧红离开思豪酒店和半山别墅后到底去了哪儿？ 

       两个当事人各有各的说法。端木蕻良说去了告罗士打酒店，骆宾基说去了裁缝铺。

       端木蕻良1980年6月25日接受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的采访时这样说：“先住在思豪大酒店，那是张学良弟弟张学铭在那儿开的长期房间。当时空着，我们就住在那儿。不久，思豪大酒店中弹，人家都跑到地下防空洞，但萧红走不动，整个楼里只有我们两人，这样又得搬家。搬到告罗士打大酒店”。端木蕻良说的时间倒挺早，但这个采访全文披露出来却晚，到了2005年才附在时代文艺出版社《我的婶婶萧红》书后面世。之前，在1980年3月15日，端木蕻良在给北京文联党组写的申辩说明信中也提到告罗士打酒店：“香港战起，肖红已不能行动，必须找高大旅馆二楼，以防炸弹，我和肖红由九龙迁入香港思豪大酒家二楼，后因中弹，又转到十层楼的格罗斯打大饭店二楼”。但端木蕻良这个申辩说明信面世的更晚，直到2020年，《关东学刊》刊登的文章《虎坊路30年的生活与写作》才全文收录。

       骆宾基1980年7月在《长春》期刊发表了《写在《肖红选集》（香港版）出版之时》，文中说：“包括从思豪酒店五楼的房间迁转皇后大道背后与书店职员宿舍相邻的一间就是白天也需电灯照明的裁缝铺的作业间，先后经过四次的迁。”骆宾基1981年6月15日又在《北方文学》期刊发表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文中说：半山别墅旁落下炮弹爆炸后，“于是萧红再次迁往皇后道背后的一所两层楼的民宅里，这是时代书店一位广东朋友协助下找到的隐蔽点。与‘时代书店职工宿舍’在同一条街上，仅仅隔着一条马路，中间也不过三、二十户商店的间距。约十天左右，三迁‘时代书店职工宿舍’这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登陆部队占领港九市区三天之后了。”因为骆宾基前后说法不一，他说的“四次迁”和“三迁”很难对应到具体的地点，总是有缺失。

       由于端木蕻良的说法公开的很晚，所以早期的萧红传记和有关文章，都采用了骆宾基的说法，比如重要的萧红研究者铁峰和丁言昭在1993年分别出版的《萧红传》，就比较有代表性。铁峰说是骆宾基租了一间民宅，把萧红接出思豪大酒店；丁言昭说是思豪酒店中弹后，骆宾基迁萧红于半山别墅，住一夜又迁裁缝铺车间，这个裁缝铺车间丁言昭形容为黑屋子。

       到了1998年，情况有了变化，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为了给丈夫“平反”，撰写出版了《端木与萧红》，书中说：周鲸文和端木蕻良、于毅夫商量后“决定还是暂住坚固的大饭店比较保险，比较方便，随即，住进了格罗斯打大酒店”。钟耀群的描述应该来自端木蕻良，有一定证据力。这时读者才知道原来萧红离开思豪酒店和半山别墅，先去连合道周鲸文住宅，而后去了告罗士打酒店，并不是裁缝铺。2000年，季红真的《萧红传》，率先采用了端木蕻良的说法，之后，比较重要的几部萧红传记，比如2009年叶君的《从异乡到异乡》、2011年袁权的《萧红全传》和2011年章海宁的《萧红画传》，告罗士打酒店都进入了萧红的移动踪迹。 

       时至今日，端木蕻良的说法基本得到了广泛的采信，重要原因是得到了第三人，即当时知情人张慕辛（又名张廷珍）的确认。

       张慕辛是周鲸文的学生，任《时代批评》编辑，港战时，还代理时代书店副经理，和端木蕻良是同事。1980年11月26日，张慕辛在《羊城晚报》发表了《忆肖红》，文章说：“思豪酒店面对着九龙，有一次，日军炮轰香港，一个炮弹在酒店临近爆炸，酒店玻璃都被震碎。端木感到危险，便搬到高罗士打酒店。以后又搬到山上一个别墅。”张慕辛和萧红熟悉，因为看到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新版的《呼兰河传》，不禁想起了在香港和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相处的经历，写了这篇回忆文章，文章中只是把搬到告罗士打酒店和半山别墅的先后顺序记颠倒了。都说孤证不立，那么端木蕻良的说法得到了张慕辛的印证，也就立起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端木蕻良的说法还得到了周鲸文的间接印证。1975年11月7日，周鲸文写了《忆萧红》，文章说：“大概在十七八日这两天，一天下午两三点钟，端木、于毅夫两人抬着萧红来到我家，后面还跟着于太太和两个孩子。……讨论的结果，大家决定暂把萧红送到雪厂街思豪酒店，由端木照顾她。临行时，我交给端木五百港币。” 1976年1月4日，周鲸文接受了刘以鬯的采访， 刘以鬯问他港战爆发后，怎么帮助萧红端木蕻良他们，周鲸文回答：“战争正在进行中，有一天，端木蕻良和于毅夫先生用帆布床把萧红抬到我家来，使我感到意外。那时候，我住在港岛连合道，附近有英军高射炮阵地，因此成了敌人轰炸的目标。那时我家住满了逃难的亲友，连车房都住满了。这种环境不适宜病人，我叫他们去住中环思豪酒店，开支由我负责。” 1977年11月14日，周鲸文又写了一篇回忆港战的文章，文中说：“等到九龙陷入日本之手后的三四天内，于毅夫和端木累的气喘吁吁得把这个病入膏肓的萧红用担架抬到我家来了。……我说：‘把她送到思豪酒店，那里三四层楼，房子又宽敞，空袭也不怕，楼下是桂园（东北人叶葵南开的），吃饭也方便。’大家听了都很同意，乘着白天，于毅夫和端木勇敢的又抬着病人奔向中环思豪酒店。临行前我交给端木五百元港币。”周鲸文的文字和言论，明确表明萧红离开半山别墅后，是来到了连合道周鲸文家，周家无法安排萧红居住，然后周鲸文建议端木蕻良和于毅夫把萧红送到酒店，并给了资金援助。

       萧红逃难中曾两次去过港岛连合道周鲸文住宅，即1941年12月9日和12月18日。但周鲸文忘了12月9日这第一次了，从没有提过，而骆宾基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有记载，茅盾的回忆录也间接证明，所以第一次存在。周鲸文的文章和采访记录里说的都是12月18日这第二次，因为都提到了周宅的车房也住满了。车房住的是周鲸文朋友杨竹君一家十来口，他们在12月15日前都搬到车房来了。萧红来后，周宅车房都住满了杨竹君一家人，无法安置萧红，所以这一次必然是12月18日的第二次。第二次，骆宾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还有周鲸文一直说的是让萧红去住思豪酒店，而不是告罗士打酒店。萧红是因为思豪酒店中弹，才逃到周鲸文家，周鲸文还让去思豪酒店，总觉有点不合情理。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周鲸文记错了，应该是告罗士打酒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思豪酒店，周鲸文觉得酒店很坚固，可以继续住。但从周鲸文给端木蕻良五百元港币来看，似乎大概率应该是告罗士打酒店，因为在思豪酒店住的是张思铭的长租房，不用付费，住到告罗士打酒店则需要付费；或者让端木蕻良在思豪酒店付费找个二楼房间也不得而知。

       骆宾基的说法之所以后来得不到认可，是因为太过乖戾。骆宾基强调，1941年12月9日萧红住到思豪酒店后，端木蕻良就无影无踪了，“于是作为与病人共患难同生死的护理者的责任就不容推辞地落在我的肩上了！此后朝夕相处44天”。1941年12月17日，日军开始炮击维多利亚市区，思豪酒店中弹，把萧红转移到半山腰的一栋别墅，据骆宾基说这个半山别墅距市区有千米之远，那么骆宾基是怎么把萧红迁过去的？他一个字都不讲。骆宾基说炮弹在半山别墅附近爆炸，“于是萧红再次迁往皇后道背后的一所两层楼的民宅里”，这个民宅就是骆宾基说的裁缝铺。半山别墅离士丹利街不近，骆宾基是怎么把萧红迁过去的？他一个字都不讲。按骆宾基所说萧红在裁缝铺住了十天，这十天萧红和骆宾基的生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骆宾基照样一个字都不讲。按道理，骆宾基都可以大写特写的，他连那个广东帮佣“阿妹”都可以用大篇幅不厌其烦地写，怎么能不写这个呢？这些对端木蕻良可是一个难得的“攻击点”！

       从周鲸文的文章里，貌似把萧红从半山别墅抬到连合道周宅，没有骆宾基参与，周鲸文连于毅夫的妻子孩子都写到了，如果骆宾基在，怎么能不提一下呢？要说后来即1949年后，周鲸文和骆宾基的关系要比和端木蕻良好，端木蕻良虽然和周鲸文都在北京，却从来没有找过周鲸文。周鲸文说“这件事，直到现在还使我感到困惑。”而骆宾基是和周鲸文在北京有来往的。周鲸文压根没必要骆宾基在，却不提他的。所以，从连合道周鲸文住宅将萧红送到酒店，骆宾基因为不在，自然也是不知道。

       周鲸文说让送到思豪酒店，端木蕻良却送到了告罗士打酒店，估计是端木蕻良和于毅夫抬着萧红往中环走的路上，萧红不愿意再住到思豪酒店，端木蕻良应该也赞同，毕竟思豪酒店中弹引起的巨大的爆炸力，给萧红和端木蕻良留下了阴影。

       骆宾基不提去周鲸文家，也不提告罗士打酒店，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如此，还强调说什么44天朝夕相处，实在道理不足。

       周鲸文回忆：大约在1941年12月23日，思豪酒店被英军征用，弄得萧红和端木蕻良无处安身，我叫他们搬到时代书店书库。周鲸文叫端木蕻良送萧红去思豪酒店后，周鲸文并没有到酒店看过，他住在连合道，也不可能去看，他一直以为萧红住在思豪酒店，不知道实际住在了告罗士打酒店。英军征用中环一些大酒店，寓客必须迁出，端木蕻良在时代书店同事的帮助下，把萧红迁到士丹利街一间裁缝铺先住下，然后端木蕻良又去找周鲸文想办法，此前12月21日，周鲸文全家已经从连合道逃难到中环了。12月24日，端木蕻良去雪厂街十号找周鲸文，萨空了日记记载这天他在毕打街香港大酒店门口碰见了端木蕻良，一起去周鲸文的交易所聊了几句。周鲸文安排萧红住时代书店书库，书库对门就是时代书店宿舍，时代书店同事们又和萧红、端木蕻良熟悉，照顾起来比较方便。于是，端木蕻良又把萧红从裁缝铺迁到了时代书店书库。

       萧红转移到裁缝铺，大约骆宾基又来了，所以骆宾基说从裁缝铺萧红迁到了时代书店宿舍（骆宾基说错了，萧红迁到时代书店书库）。但骆宾基说是12月28日迁到时代书店宿舍，这个得不到证据支持。周鲸文回忆，12月25日下午四点，港府扯白旗投降，周鲸文立即将妻小送到永胜街杨竹君家里。张慕辛在荷里活道给周鲸文找了一个避难所，周鲸文由张慕辛陪着前往避难所途中，拐到士丹利街时代书店宿舍看望员工，并叫员工到对门书库看萧红，员工说萧红睡着了，周鲸文说那就不过去看了，她醒来告诉她我来看过了，看她睡着没有打扰。周鲸文又嘱托同人多关照她一些，就去荷里活道避难所藏起来了。周鲸文25日就隐蔽起来了，谈何28日安排萧红迁住时代书店书库。另外，周鲸文安排萧红住时代书店书库是“家里事”，很简单，哪能让萧红住十天黑暗的裁缝铺呢？实际就如周鲸文回忆所说，萧红被迫搬出酒店后，端木蕻良很快就去找周鲸文求助，周鲸文立刻就安排萧红住到时代书店书库。萧红在裁缝铺的过渡应该就是一夜才对。

       萧红在告罗士打酒店所住时间，推算起来，应该是从12月18日到12月22日，合计五天。23日，酒店被英军征用，时代书店同人帮助把萧红挪到士丹利街一个裁缝铺，24日，萧红迁到时代书店书库，25日，周鲸文到士丹利街向同人辞别，嘱托同人多关照萧红。

       东北诗人姚姒也曾经带着妻女在时代书店书库住了几天，他回忆女儿兰儿和萧红很要好，叫萧红为姑姑，常跑到萧红床前和萧红说话。姚姒的妻子担心孩子染上肺病，虽然心急，却为了不伤害萧红一个病人的心，从未把孩子拉开过。姚姒说萧红的肺病已是严重期，除了端木和骆宾基以外，萧红需要更多的人来温暖，她喜欢兰儿，就让她喜欢吧。从姚姒的话中可以看出，萧红在时代书店书库，是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在照料。

       关于告罗士打酒店，有一点必须说清楚。端木蕻良对葛浩文说：他和萧红“搬到告罗士打酒店，但日本人一上岸，就把它接管了。”这话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是日军接管了告罗士打酒店，端木蕻良和萧红无奈从告罗士打酒店搬出了，很多人采信了这一点，写到传记里和文章里。但史实不可能是这样的。1941年12月18日晚，日军在北角、太古和箫箕湾登陆港岛成功，之后，日军在12月25日占领了跑马地，集结在东角（今铜锣湾），准备扫荡中环市区打巷战。按日军计划，总攻时间在26日。12月25日19点50分，港府在中环告罗士打大厦（告罗士打酒店是该大厦一部分）竖起了白旗，宣布投降。可见日军进入中环接管告罗士打酒店，最早也是12月25日19点50分以后。萧红在12月23日就从告罗士打酒店搬出了，端木蕻良12月24日去找周鲸文想办法安排萧红住处，所以根本谈不上因为日军接管了告罗士打酒店，萧红被迫转移。端木蕻良接受葛浩文录音采访，自然不可能那么严谨，有时候逻辑也跟不上，按说应该笔改一遍才对，但端木蕻良没做大修改，说以后专门写文章说这个，也不同意公开这个采访稿。可惜端木蕻良始终没有写专门的回忆文章，端木蕻良去世后，家人公开了这个采访稿，这个采访稿属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端木蕻良的录音采访稿，要多分析论证再用。

       萧红的逃难踪迹中，告罗士打酒店是一个真实存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骆宾基开始密集作文宣传他的“44天朝夕相处”，端木蕻良异常愤怒，但因为有顾虑没有公开回复，被骆宾基抓住弱点，还有就是当时骆宾基没看到周鲸文的文章，以为再没人知道详情了，就变本加厉违背事实的胡说一气，抬高自己，贬低端木。骆宾基的有关文章能看出很多地方吞吞吐吐，该粗的地方细，该细的地方粗，感觉就是在遮盖什么。萧红生命晚期的一些谜，就是骆宾基造成的。联想到骆先生还写过《史料贵于真而难于确》，真是使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