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研究的学术盛会

                                                                           ——“共和国史暨三线建设研究”系列学术讲座举行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借“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学术讨论会召开的契机，于1月4日-6日举办“共和国史暨三线建设研究”系列学术讲座，讲座共六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郑有贵研究员，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大学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有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研究员，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治水史”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王瑞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左玉河研究员，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大学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吕建昌教授分别主讲。会议期间举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德英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

郑有贵：“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

 郑有贵研究员在讲座现场 通讯员/供图

　　郑有贵研究员介绍了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简况，包括主要的研究机构、出版物、学会等，国史研究的焦点问题，指出当代史、改革开放史研究重心，不同时期研究的问题和视角各不相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存在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探索需要注意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方能对该时段探索的目标、制度选择以及存在的问题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

       在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郑有贵研究员简述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指出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奇迹”“中国之谜”，并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印度、俄罗斯等国进行比较，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虽然存在曲折，但应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在探索的过程中也不能忽略中国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优势的事实。

       最后，郑有贵研究员详细回答了师生的提问，再次强调了在看待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时，不能简单地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观点来认识其中的曲折，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选择也不仅仅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与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及中国在国际上的位势密不可分的，并提出了要构建“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体系。

徐有威：“开拓中国当代史新领域：以小三线建设为例”

徐有威教授在讲座现场 通讯员/供图

　　徐有威教授首先讲述了自己接触小三线研究的缘由，200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自己得以进入到上海市档案馆，看到了小三线的有关档案，对此产生了兴趣。接着，徐有威教授向师生展示了近年来前往安徽、湖北等地考察小三线企业时拍摄的照片，并讲述了一个老厂区废弃的黑板报的故事，指出地方在打造文化旅游产业时存在观念和方法上的误解，在开发过程中破坏了遗存原本的面貌。随后，徐有威教授谈到了自己在从事小三线课题研究时，在资料搜集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针对资料获取困难的现状，徐有威教授认为应多关注破产调迁企业的档案材料，以及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历史、笔记、日记等资料。

       随后，徐有威教授向师生介绍了小三线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小三线建设：“口述上海”》《征程——前进中的江西9304厂》等，指出三线建设研究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可以将其视为开拓中国当代史新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因为三线建设涉及的行业众多、地域广阔，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诸多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情怀就成为了最重要的支撑点。因此，徐有威教授建议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多采访老同志，并与电视台合作拍摄纪录片，以扩大学术影响力。

陈东林：“三线建设的决策内幕与档案揭秘”

陈东林研究员在讲座现场 通讯员/供图

　　陈东林研究员结合查阅的档案资料，论述了三线建设是国家在特殊时代的重要决策，其提出与实施受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局势、经济现状等内外两方面的影响。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三线建设依旧顺利开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整体布局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后，陈东林研究员对“三线精神”的内涵和缘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于“三线精神”，尽管学术界尚有争论，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这十六个字，已基本达成共识。建议大家多层次、多角度解读并研究“三线精神”，不必拘泥于“三线精神”的发源地等问题。最后，陈东林研究员对“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提出“立足四川，辐射西南，影响全国”的希望，并对课题的开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王瑞芳：“我与当代中国水利史研究”

王瑞芳研究员在讲座现场 通讯员/供图

　　王瑞芳研究员首先展示了都江堰、郑国渠等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的图片，指出水与人类社会历史密切相关。接着，王瑞芳研究员从自己的童年经历和记忆出发讲述了自己从事水利史研究的缘由。在当代水利史资料的搜集方面，王瑞芳研究员指出在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应从中央、部委、地方各个层级着手，同时也不能忽略主要亲历者的文集、文选、回忆录及口述史资料等。

       随后，王瑞芳研究员向大家介绍了当代水利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田水利建设、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得失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水利工作重心的转变等等。王瑞芳研究员表示，共和国水利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许多可以深化的地方，如不同历史时期水利建设思想的转变等。

左玉河：“中国口述历史的规范化操作问题”

左玉河研究员在讲座现场 通讯员/供图

　　左玉河研究员从口述历史的推进格局、口述史的特性与功能和新世纪口述史研究路径的合流等方面对口述史的发展和规范进行了讲述，并认为在“人民书写自己历史”的新时代，人民既是口述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见证人和当事人，也是历史叙述者、研究者和书写者。如今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众声喧哗、众声平等、大众参与、各显神通”的多元化推进格局，口述历史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广泛应用到社会教育、新闻传媒、人物传记、医疗卫生等领域。

       口述历史性质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对口述历史功能认识上的分歧，进而导致口述历史动机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与文学工作者不同，历史学家所追求的真实是口述“内容的真实”而不仅仅是“形式的真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对“口述史料”和“口述历史”进行区分，从严格意义而言，“口述历史”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历史作品，要求整理者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做出改动，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修订，或由整理者自行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在一定时期内，出于推广口述史，扩大口述史影响力的考虑，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未对口述历史的概念和定义进行明确界定，从而导致口述历史作品良莠不齐。目前，加强口述历史的规范化建设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使命。左玉河研究员对有志从事当代口述史研究的年轻人提出了几点要求：一、做口述史要有紧迫感；二、要有奉献精神；三、不能搞短期效应；四、强化口述史的规范化。

吕建昌：“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现状与研究对策”

吕建昌教授在讲座现场 通讯员/供图

　　吕建昌教授表示，三线建设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的大山深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在搬迁后留下的大量遗址、厂房、设备与设施以及生活区建筑等，由于产权不属于地方，企业搬走后又无力管理旧址，所留之物大多数长期荒废，任其自然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被人们淡忘。显而易见的是，对于这些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将极大地促进“三线建设”的文化研究。目前的案例研究多为分散的个案经验，介绍性为多，深入研究少，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更少。

       吕建昌教授通过展示攀枝花、六盘水、遵义等地三线建设工业遗址的图片，针对这些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在城市建设中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已有的资源来打造“三线”文化，增进“三线人”之间的文化认同感。成都市大邑县雾山乡6569厂遗址的改造提供了一定经验：该厂原部分厂房、食堂建筑等已被改造为休闲旅馆、三线记忆陈列馆、体育活动中心和文化康养之所，部分实现了遗址的新生。

　　讲座结束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杨博士以安仁为例，提出如何让遗产保护更具历史感的问题。对此，吕建昌教授认为，遗产保护利用应该从当地的历史文化中寻找灵感，而不能将类似“军工小镇”的概念生搬硬套地移植到当地，最后导致各地的“军工小镇”千篇一律，在遗产保护利用的过程中如何发扬地方文化特色，是各地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六位主讲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三线建设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观点独到，经验丰富。六场讲座作为“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使与会代表和川大师生受益匪浅。系列学术讲座的成功举行，对2018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顺利开展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赵徐州 曾江 通讯员 张杨 黄俊林 易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