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摘 要】发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的中国大三线建设, 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 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一是准确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 是确定包括三线建战略后方的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的前提;二是改善生产力布局, 是艰巨、长期和循序渐进的任务;三是战略后方的建设要尽量遵循经济规律;四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是中国全局力量的推动,      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五是三线人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 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鉴于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和日益好转的国内形势, 做出了建设三线战略后方①的重大决策。这段鲜为人知的、贯穿了我国三个五年计划时间②的经济建设事件, 对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 增强经济和国防实力, 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步, 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然而, 三线建设是在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启动的, 又主要是“ 文革”期间进行的, 国防战备、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复杂多重的国际国内背景 、资料的及其有限和建设中遗留的诸多问题等因素,  使学界对这一事件的评价争议很大。笔者试图实事求是总结这一事件经验, 吸取教训, 以加深我们对三线建设历史进程的认识, 并为我国开发西部地区提供历史借鉴。

       一、准确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 , 是确定包括三线建战略后方的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的前提

       上世纪60 年代中期, 无论从我国的安全需要, 还是生产力布局的改善, 建设三线战略后方, 都是必要和必须的。战略后方是一个国家战时前线作战后勤供应的主要基地, 它不仅是个地域概念, 而且是个 包括后方的军事 、政治、经济和对战争的支援能力在内的综合的概念 , 是一个国家坚持战争、争取胜利的主要依托。在和平时期, 它的存在仍是保障经济建设 、保卫和平的重要力量。三线建设以前,  我国就已把东北 、华北和西北等地作为我国的战略后方着力进行建设了。忽略了此 , 一旦打起仗来, 结果是不堪设想的。那种以为建设三线的决策, 是过高估计发生战争可能的产物, 认为事实上仗并未打起来, 因而证明建设三线的决策是错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战争的爆发和制止战争从来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所准备也是制止战争的因素之一。用仗打没打起来这一单一因素来否定建设三线决策的正确性, 是极不严肃和慎重的。1991 年 4 月 22 日, 江泽民在四川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从当前形势来看, 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 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 毛泽东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三线企业可以到沿海开设窗口,  但决不能放弃这块基地。如果没有当年的三线建设, 我们后来改善国际关系, 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 重返联合国, 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和有影响的大国形象, 都是不可能的。

       问题是把这件事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什么地位才算比较合适?“ 过于很长一个时期, 由于受到来自外部的封锁包围和敌视, 我们面临着军事的政治的严重威胁, 抓紧防范战争危险的准备是正确的。但我们的认识也有偏离实际的地方, 判定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而且迫在眉睫 。”[ 1] (P347)60 年代以后, 我国对时代、国际形势一度缺乏准确、动态的估计 , 导致把战争准备,  建设战略后方摆到了不适当地位, 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发展战略决策的准确定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及以后的许多年中, 世界时局的总图即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立以及美、苏称霸为主要特点的两极格局。因而各国的政治家都非常瞩目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发生。中国共   产党人对此十分关注, 并提出了自己的战争与和平观。1950 年 6 月 6 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分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时指出 :“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 制止战争危险, 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 ……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 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 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50 年代中期, 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在多次的谈话、讲话中, 又指出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但他们要打世界大战并非易事。强调中国人民渴望和平, 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 同时, 争取和平必须认清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举行, 使党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 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 可能出现 10 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 2] (485)。基于这样的估计, 我国在“ 一五” 、“ 二五”时期, 侧重和平, 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同时适度备战。此时党和毛泽东并未对世界战争的到来做出过急过快的估计。

       但是, 进入 60 年代, 特别是 60 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和世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加上“ 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 党和毛泽东对世界形势做出了新的世界大战“ 迫在眉睫” , 要准备大打, 打核战争, 以及“ 世界革命”就要到来的错误判断。“ 战争加革命”成为党和国家对时代特征描绘的图景, 也成为中国当时社会发展战略制定的依据, 并由此带来了相当大的不良影响。

       其一 :我国的社会发展战略由“ 吃穿用”为中心转移到备战、建设三线上来 。最先制定的《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强调“ 吃穿用”为计划的重心。正是对战争危险过于严重的估计, 在重新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 党和毛泽东就提出要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并以应付帝国主义早打 、大打为出发点编制规划 , 修改后的“ 三五”计划确定建设稳固的战略后方为经济发展的重心。“ 四五” 计划比“ 三五”计划更突出地强调战备, 强调计划重点是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 改善工业布局。按照“ 四五”计划, 1970 —1972 年我国国防工业投资达 91 .23 亿元, 占同期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16 左右, [ 3] (P161)成为 1949 年至 1985年中国国防工业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比重最高的三年。加上民用各工业部门也到处铺摊子 、建项目 , 以及地方小型工业建设规模的扩大, 造成 1970 年、1971 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急剧膨胀, 我国经济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其二, 全民走向备战高潮。珍宝岛事件突发后, 加重了党内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当年3月15 日,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再度要求全国各地做好反侵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 ;林彪甚至提出“ 用打仗的观点, 观察一切, 检查一切” 。结果, 一方面, 三线建设摊子铺得越来越大, 中央军委办事组为此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 ;另一方面, 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 战备活动进入高潮。在抓紧进行战备动员教育的同时, 强调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 疏散城市人口、物资, 加紧修建地下防空工事, 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 实现全民皆兵, 全民野营拉练, 修筑战备公路、桥梁, 制造轻武器, 储存战略物资, 建立战时生产领导体制, 建立健全战时后勤供应、物资运输、消防 、防化 、治安纠察等各种专业小分队, 等等。到 1970 年上半年, 各地备战声势和紧张程度虽然已不如 1969 年下半年, 但仍在广泛进行。笔者认为, 这种带有战略防御性的大规模备战活动, 是对国际形势过于敏感的反映。甚至为了备战不惜动员全国人力 、物力 、财力, 造成很大浪费, 也使广大知识分子、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受到很大冲击 。

       其三, 为推进“世界革命” , 我们付出了超过我们能力的代价。当时对时代的另一个判断, 就是“ 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1970 年 5 月, 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到对时代看法时认为, 大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是有的, 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4] (P378)。5 月 20 日, 毛泽东在其《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中进一步断言:“ 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 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 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5] (P96)在这种分析指导下, 我国坚决支持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 随时准备迎接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到来, 希望通过世界革命, 摧毁帝国主义。在道义上给予一定的支持是应该的, 但在实际工作中, 却不顾国力实际情况, 承受在物质上支援亚 、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1972 —1974 年, 我国对外援助实际交付量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均超过 6 [ 6] (P337)。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国内基本建设财力相当大份额已转移到内地三线建设的情况下, 再拿出这么大比例财力外援其他国家, 实在是不堪重负。

       其四, 我们丧失了利用世界新技术发展自己的大好机遇。我们对 6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前期的世界性新技术革命形势视而不见,     更谈不上利用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许多西方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地区正是抓住这一机遇对外开放, 发展新兴产业, 出现了一次经济腾飞。而我国这一时期因全面备战, 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入封闭的三线建设, 再加上“ 文革”的政治运动,  与重大历史机遇失之交臂。这是对时代不能准确把握并及时调整造成的, 这个代价是难以用数字来衡量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和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重新认识和判断当代世界形势, 科学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我国经济建设上来的基本决策。正反两方面事实说明,    准确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 是确定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

       二、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 , 是一项艰巨、长期和循序渐进的任务

       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由来已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我国有过几次较大的生产力布局的转移。一次是“ 一五”时期建设布局的积极探索, 这次时间不长。当时出于就资源 、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面貌的改变和军事需要的考虑[ 2] (P298), 苏联帮助我们的 150 多个项目, 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694 个限额以上工业建设项目, 绝大部分分布在内地, 仅有较小的部分分布在沿海。总体看,  这样布局基本符合我国当时的条件。随着国家卓有成效的组织和建设布局的展开,  大大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第二次是大三线建设, 第三次是 70 年代末国家投资重点、优惠政策大幅度向沿海地区倾斜。后两次一去一返生产力布局的战略大转移, 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应该吸取深刻的教训。(请看下页/还剩两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