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兵亦学亦工 —襄渝铁路学兵连研究（1970-1973年）

【作者简介】

李德英（1964-），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三线建设史。

蔡艺雯（1996-），女，汉族，陕西咸阳人，硕士。研究方向：三线建设史。

刘   凡（1997-），女，汉族，河南郑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三线建设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JZD027。·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摘要】襄渝铁路学兵连是襄渝铁路建设的一只重要力量，这些学兵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年龄在 16-26 岁。经陕西省革委会动员，西安、咸阳等城市和地区 1969、1970 年两届初中应届毕业生和部分社会青年 25 000余人，到襄渝铁路陕西段参与建设，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工程结束后，这批学兵由陕西省相关部门统一安排了工作。这些学兵既是民兵又不同于民兵、既是知青又不同于知青，亦兵亦学亦工的复杂身份使他们的三线生活既艰苦又难忘，饥饿、危险、死亡与革命荣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段往事的基调。

【关键词】襄渝铁路；学兵连 民兵；知青

       近年来，关于三线铁路网的规划、布局、建设、影响等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① ，但对于铁路工程参与群体的研究较少② 。尤其是襄渝铁路学生民兵这一群体，尚未有深入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③ 。尽管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④ 但这群特殊的知识青年仍未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工作者及原学兵连成员以襄渝铁路学兵连为历史原型，创作了不少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⑤ 。这些亲历者的记录，为学兵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记忆资料，为襄渝铁路学兵连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襄渝铁路学兵连组织动员、编制待遇、工地生活和学兵记忆做一探析，以便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学兵们在三线建设中所面临的困窘以及他们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动员与意愿

       襄渝铁路东起襄樊，西至重庆，全长915.6公里，是连接三线重点地区四川省、陕西省与我国中部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在铁路交通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1]137 。襄渝铁路共分三段：东段在湖北，西段在四川，中段也称陕西段，包括胡家营至达县部分（含陕西省和四川东部部分地区）。西段于1968年4月开工，东段于1969 年3月开工，中段于1970年3月开工。至1970年二季度，铁道兵部队已先后调动23.6万兵力进入襄渝铁路工程施工，但劳动力仍然有缺口[2]16-17 。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和湖北省分别动员30万和14万民兵支援，然而，陕西省由于阳安铁路及宝鸡峡、冯家山、王瑶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占用了大量民工，可以投入襄渝铁路建设的人力严重不足。

       1970年，陕西段开始动工并急需青壮年劳力时，恰逢1969届和1970届初中生刚毕业，尚未上山下乡。时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的李瑞山提议让这批学生以“劳动锻炼”的形式参与支援三线铁路建设，陕西省革委会通过了从这两届学生中选调部分人员参与襄渝铁路陕西段建设施工的方案。1970年6月，负责领导襄渝铁路陕西段工程的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成立，经陕西省革委会、陕西省军区和铁道兵东段指挥部共同研究决定，“从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届中学毕业生中选调十六周岁以上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的学生一万名（女学生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由铁道兵部队带领，并配一定数量地方干部，参加施工，争取八月份上齐。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3]3 。随着襄渝铁路陕西段修建工程展开，劳动力需求持续扩大，陕西省革委会决定，除1970年动员约 10000名学生赴三线支援外，1971年再次选调15000名学生参与襄渝铁路陕西段工程建设[4]1 。陕西省2107指挥部将其命名为“学生民兵”，在建设工地上，学生民兵连，被简称为“学生连”或“学兵连”，学生民兵连队退场后，政府和社会上称之为“三线学生连”或“三线学兵连”[5]5 。

       学兵的动员工作由陕西省革委会总负责，各地方的城市人口下放疏散办公室直接领导，并由铁道兵协助完成。其动员范围为“陕西省内家居城镇吃商品粮的1969届、1970届中学毕业生，社会青年和应下乡而未下乡的‘前三届’毕业生”[6]3 。此外，咸阳地区要求原分配到各军队农场的初中毕业学生和中央、省属驻地、县的厂矿企业单位的子弟也加入其中[7]2 。在面向学生的动员工作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令学生及家长理解支援三线建设的意义：第一、认清形势，加强战备；第二、修建襄渝铁路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一；第三、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极好机会。“知识青年参加修建襄渝铁路工程是在解放军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可以亲身受到解放军的教育和培养”[8]1-2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指示是“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⑥ ，而这里的宣传动员则强调知识青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显然是对毛泽东指示精神的进一步引申，将参与襄渝铁路建设作为知识青年接受思想改造的一个途径，可以说，学生参加铁路建设其实是知识青年改造思想和世界观的另一种方式，与上山下乡殊途同归。

       除精神动员之外，三线建设政治动员还有另外两个特色，即制度动员和物质动员[9] 。制度动员具有强制性，而物质动员则是通过为被动员者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或给出承诺来完成。对于青年学生和家长而言，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前途问题。对此，动员单位进行了引导，并给出了承诺。据学兵刘某某回忆，动员条件中，对他们来讲最有吸引力的一条就是：支援襄渝铁路的这两届学生，不必参与上山下乡，“去三线就属于分配工作”“铁路工程完工后也会重新安排工作”⑦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相关文件明确指出：“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3] 这让学生和家长消除了顾虑，不必再上山下乡，就可走上工作岗位，何乐而不为

⑧ 另外，动员工作中铁道兵部队的军代表直接表明，“我们这次招去的学兵除了不带领章、帽徽，什么都和当兵的一样”[5]224 。这使学生有了一种加入学兵，就等于成为军人的感觉。有学兵称“做梦都想当女兵”，参与襄渝铁路的修建工程，当上一名“不穿军装的女兵”同样也是一件很“神气”的事[5]100 。

       通过讲形势、树理想、许前途等方式的宣传动员，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对参与三线建设表现相当踊跃，参与修建铁路的意愿强烈。最终，有25809名1969届、1970届初中毕业生，分两批送往秦巴山区的施工地参与襄渝铁路工程的修建工作。

二、编制待遇与劳动锻炼

       为了更好地管理这批学生，2107 工程指挥部将他们统一按连队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以军事建制编成班、排、连。学兵共分为141个连队，男、女学生分别编制，男子连队115个，女子连队26个，每连180-200人，全称为“2107 工程学生民兵连”，分别隶属铁道兵各师（表 1）。

表 1 学兵连与铁道兵部队隶属关系

连队        铁道兵部队

第 1-5 连  二师 5806 部队

第 6-9 连  二师 5807 部队

第 10 连、第 12-14 连  二师 5808 部队

第 11、18、61、62 连  二师直属

第 15-17 连  二师 5809 部队

第 19、20 连  二师 5810 部队

第 21-24 连  十师 5846 部队

第 25-28 连、第 63-88 连  十师 5847 部队

第 29-32 连  十师 5848 部队

第 33-36 连  十师 5849 部队

第 37-40 连  十师 5850 部队

第 41-45 连、第 89-92 连  十一师直属

第 46-48 连、第 93-106 连  十一师 5851 部队

第 49-52 连、第 107-124 连  十一师 5852 部队

第 53-56 连、第 125-139 连  十一师 5853 部队

第 57-60 连、第 140-141 连  十一师 5855 部队

资料来源：《陕西咸阳地区革委会（1971）3 号文件》

（1971年1月25日），咸阳市档案馆藏，咸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档号：056-02-Y-0032，第2页。

       学兵的粮食、户籍关系到达驻地后全部转入襄渝铁路修建指挥部。按照有关规定，学兵参与襄渝铁路工程时的粮食均由驻地供应，每人每月45斤；工资为每人每月28元，按月发放[6]8 ；商品供应和棉花供应均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7]3 ；学兵每月工资的28元中，需要上缴15元作为每月伙食费，可供自己开销的有 13元⑦ 。而同样被抽调修建襄渝铁路陕西段的民兵和普通工人的工资则是每人每月38元，技术工人44元⑨ 。据襄渝铁路的民兵回忆，“民兵每个月六七八三个标准，吃饭不交钱。同时，部队按照每人每月38元交给地方，是民兵所在生产队的每月工分钱”。除了作为工分计算工作量之外，民兵可以得到每个月8元的零花钱⑩ 。由此可见，尽管学兵被称为“学生民兵连”，是民兵的一种类型，但其待遇，与一般民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估计与学兵参加筑路工作的性质有关。进行学兵动员时，已经强调学兵到襄渝铁路，是作为上山下乡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为了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6]2 。因此，其身份既是特殊的“知青”，又是特殊的民工，陕西省革委会等机构在考虑学兵的工资待遇时，主要从接受锻炼和教育出发，能够维持生活即可。

       经过陕西省革委会等机构精心组织和护送，25809名学兵分批、分次来到位于紫阳、安康、旬阳、白河境内的施工地，141个学生连队在全长近300公里的襄渝铁路陕西段上铺开，与铁道兵战士和民兵一起，参与了铁路修建的所有工种和环节，并成为桥梁和隧道施工的主力军。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在工地上，铁道兵官兵对学兵很照顾，并积极教育，“对学生绝不能简单的当作劳动力来使用，而是一切着眼于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每个连队派两名军代表，“有的还把军代表派到排、班，对学生连的组织管理教育，一律和解放军一样，对知识青年从政治上关心，劳动上帮助，生活上照顾，真正做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耐心细致的育”[10]1 。在铁道兵指战员的教育和帮助下，学兵们培养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不仅学会了砍柴做饭，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并且遵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用自己的双手在高山峻岭上披荆斩棘，开出平地，搭起帐篷，盖起营房，种上蔬菜，养起猪羊”[10]3 。在参与襄渝铁路建设四个月时，就已涌现出不少先进集体和个人，据某部队统计，在该部队参加三线建设的3000多名知识青年中，有800多人被评为五好战士，300多人受到行政嘉奖，评出16个四好排，评出40多个四好班，80%以上的知识青年都写了入团申请书，有1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因而，1971年2月，陕西省相关机构认为组织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很有必要，同时认为这是知识青年改造世界观、实现革命化的重要途径[10]4 。而在众多学兵的记忆中，除了满怀激情的生产和工作外，“艰苦”“饥饿”“死亡”是最为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

三、工地生活与学兵记忆

       从城市到大山进行铁路建设的十六七岁的学兵，在经历了最初的“新奇”之后，“艰苦”二字始终贯穿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一）艰苦

       襄渝铁路的施工地基本都在缺少基础建设的荒山野岭中，连队到达驻地后首先要解决的即是住宿问题。帐篷是大多数学兵初到驻地时的住所，部分铁道兵部队为欢迎学兵，提前搭建了一些军用帐篷[5]223 ，但多数学兵连队都需自行搭建。有的学兵连队会安排学兵在驻地周围的农民家暂时居住。学兵三连在到达紫阳县石门沟驻地后，全连180人被分散在农民家中暂住，据程刚回忆，全班十几个人和牲畜一起“打地铺”，由于屋内蚊虫鼠蚁多，夜间骚扰不断，即使他们已经历了连续四天的行军，却几乎整夜没有休息。第二天早晨发现，同屋的几只小猪已经靠着他们几个同学睡着了[5]21 。学兵的营地采取的是自建自住的方式。据刘某某回忆，他所在连队的施工地在旬阳县，连队到达后前三个月的任务，除在铁道兵指导下学习施工外，主要就是搭建营房⑦ 。三线建设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尽可能降低生活和辅助生产建筑的标准[11]3 。襄渝铁路工程中的施工地也采用了“能省则省”的“干打垒” 营房。营房的选建位置基本都在半山坡，房体用竹子做架，加以粘土夯筑，再用油毡纸铺盖房顶，学兵睡觉的床铺则采用竹子编织而成，房间的窗户缺少玻璃镶嵌，学兵就用半透明的塑料布代替。尽管一切设施因陋就简，建造原料全都就地取材，学兵们对此还比较满意。据孙伟明回忆，“新房”比起原来的帐篷空间稍大，且有了坚实的墙壁，这就意味着同学们有了更大的空间去自由发挥，对房间进行“装修”。有人在床头订书架，有人挂起了蚊帐，有了蚊帐的床铺显得“安逸隐秘”，“同学们竟把它当作陶潜神仙的一方‘桃花源’”[5]74 。

       即使学兵们因地制宜，建起了“干打垒”房屋，却无法逃避蚊虫鼠蚁的侵扰。赵建华这样比喻：“在三线，真正是‘三条战线’作战：一条战线是打隧道、架桥梁，与死神搏斗；再一条战线是想方设法与饥饿抗争；第三条战线是紧固后防及与‘吸血虫’们的侵扰周旋。”他所提到的“吸血虫”即是指臭虫、跳蚤和蚊子，这三者被学兵们戏称为襄渝线上害虫界的“海、陆、空”“三方势力”。按赵建华的表述，这“三条战线”中，面对前两条学兵们都是“主动出击”“越打越精神”，只有面对“吸血虫”这一条时，却只能“龟缩防守”[5]97 。这是由于山中的各类蚊虫毒性较大，被它们咬伤后，伤口不易愈合，且经常会出现感染等情况，部分学兵直到工程结束返回家中时，身上还会留有在驻地时留下的蚊虫叮咬疤痕⑦ 。

    （二）饥饿

       在学兵们的回忆中，印象最深的记忆就是饥饿，几乎每位学兵的“三线回忆”都包括“吃不饱”的问题。程刚回忆：“学生连从上山第一天开始，就尝到了饥饿的滋味。”[5]21甚至有学兵在去世前留下遗言：“在我死后，希望能在我的棺材里放几个馒头。”[12] 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学兵连队内部经常需要自行解决吃饭问题，按学兵们的话说就是“搞到什么吃什么”[5]194 。在学兵们的一日三餐中，玉米面、高粱米等粗粮的比例较高，约占79%，精细粮食作物则基本不会出现⑦ 。学兵每餐的主食大都是一个定量为一两的“苕馍”（由红薯做的馒头），按学兵们的话说“两口就下肚了”，还有人夸张地将一个“苕馍”比作“一粒小黄豆”的大小[5]108 ；而副食只在铁路工程进入中后期以后才配备，且经常只是少量的压缩菜（以萝卜干为主，精确到每人每顿饭可吃几根）或一匙盐水煮黄豆。在近三年的工作中，除春节、端午节等重大节日以外，学兵基本没有机会吃到新鲜蔬菜和肉类⑦ 。

       袁培力称：“回想那段修铁路时光，想到最多的是什么呢？是饥饿，对，就是饥饿。饥饿，是大多数修建襄渝线同学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和平年代，曾经有过巨大规模的饥荒，那时候我们还小，有长辈呵护，记忆还不很深刻。到我们大了，十六七岁了，饥饿找上了我们，给我们的脑海里刻上了永恒的饥饿印记。”他当年有记日记的习惯，“两年多，日记记载的就是六件好吃的情况，好吃的用笔记下来，现在还可以清晰的看到，其他关于吃的就是记忆了，有些模糊” ? 。那么，学兵记忆中为何“吃不饱”的印象如此强烈？而同在一个工地上的民工是否也有同样的记忆？民兵老吴坦言他们也“吃不饱”“民兵与学兵一样，一个月45斤粮食，粗粮多，蔬菜副食少，挨饿是共同的”⑩ 。但陕南的民兵熟悉当地情况，买菜比学兵更容易。据老吴讲，一年半之后，基本都能吃饱，每个月还可以吃两次肉，猪肉的来源，一是连队自己喂的猪，二是地方上慰问送来的猪肉，公社和大队慰问都带猪肉，“猪肉是队上交任务猪的毛猪，把猪杀了，一个连一扇肉，一个猪分两个连。交一头任务猪国家补助生产队300斤粮食，队上也愿意交”⑩ 。这样的慰问机制，改善了民兵的生活，所以，民兵对饥饿的印象没有学兵强烈。档案资料中也记载了学兵的慰问礼物——《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两个决议》，并描述“当他们接到《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两个决议》等慰问品时，更是欢欣鼓舞、激动异常，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10]2 。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文本记载中并不少见，也许存在学兵为受到精神鼓舞而欢呼的情形，但与民工的慰问品相比，学兵的慰问品太注重精神鼓励了。当然，也许城市的慰问单位还会送一些零食等慰问品，但那时猪肉对解决饥饿问题似乎更具效力。

       学兵也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人写信向家里“求助”，请家人寄食物到工地。在5808部队的一次干部工作会议交流报告中，学生 13连连长刘家信指出，他们连队经常会收到由学兵家中寄来的各种食品 ? ；有人在休息日跑去周围的县城，只为在县里吃上一顿饱饭；有人自主开垦菜地种蔬菜，发豆芽或做豆腐；有人去工地周围的山上采野果、摘野菜果腹，有一种生长在灌木丛中的红色小果粒，经常被学兵采来食用，并给这种野果起名为“救军粮”⑦ 。不过，摘野果的行为渐渐被各学兵连队明令禁止。其原因有二：一是出现了学兵误食桐子的事件⑦ ，为避免误食事件再次发生而威胁到学兵的人身安全，每个连队均下令禁止学兵采食野果；二是担心学兵去山上采食野果野菜会有损工地周围的“群众利益”，为了保证军民关系和谐，贯彻“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宗旨，这种行为即被禁止。据学兵刘欣荣回忆，她所在的连队中就有同学因偷摘柿子而被组织开会批判，并被要求向村民写检讨书[5]124 。

       针对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问题，陕西省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一方面督促各方加快修建各条针对襄渝线的支铁公路，尽快打通外界向学兵驻地的供给途径；另一方面，则加紧对学兵的思想教育，要求学兵做到“为革命不怕吃苦、乐于吃苦”⑦ 。同时，各学兵连对于类似让家人寄包裹、寄零食等做法虽并不支持，但没有明令禁止，而是将其定义成：需要连队进行“引导”的行为。除了做思想工作外，各个连队也都积极发展副业，争取自给自足，如：“5853部队学生一连，他们在路旁、营房边、石头窝里见缝插针，拍出了三百多块地，合计三亩多，种上了蔬菜，还养了四头猪，廿只羊，最近又修了一个小水池，准备养鱼。坚决贯彻执行‘五·七指示’，绝大部分连队都做出了发展农副业生产的规划，他们提出：‘今年（70 年）打基础，明年出成果，争取副食品自给自足’”[10]4 。同时，随着工程的推进，进入隧道施工后，劳动强度加大，加之公路也逐步通车，粮食运输问题得以解决，此后，学兵每月的粮食定量即增长至51斤，食用油供应也从进隧道前的每人每月2两涨到了每人每月4两[5]111 。

    以上措施，使学兵们的饥饿问题得到了一些缓解，学兵们的饥饿记忆主要集中在到工地的头一年，其后的两年，相对少一些。

    （三）死亡

    除了住房、饮食问题外，学兵的生命安全也存在巨大风险。各学兵连队在筑路工作中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主要工种大致可分为几类：大多数学兵都从事隧道、大桥、火车站等重大工程的建设；少数女学兵则负责物资转运工作或者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由于铁路建设所需枕木数量巨大，不能完全依靠外界的物资运输，学兵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即是就地取材，在周围大山上的树林中采伐木材。所有工作任务中，工程量最大、最为危险的当属隧道建设。隧道施工需要经历开挖、掘进、被复、打风枪、打边墙、拱圈、架支撑木、爆破等工序。女学兵一般不安排进洞施工，主要负责在隧道洞外筛沙子、搬石头、扛水泥等[5]194-195 。在襄渝线陕西段的规划中，有很大部分的轨道需要穿过山体，必须对山体进行爆破。在将近三年的施工过程中，大大小小的施工事故时有发生，也出现过一些死伤事件。

      关于襄渝铁路学兵连的死亡人数，目前有三个数据：第一个数据为114人[13]1 ，第二个数据为119人[5]6 ，第三个数据为118人 ? 。本文认为第三个数据较为准确。据袁培力统计，襄渝铁路学兵连在铁路建设工地上死亡人数为118人，因公死亡74人；非因公死亡44人 ? 。1973 年，官方安置时，未将自杀2人和失踪、原因不明2人统计其中，故为 114人。在袁培力的死因分析中，无论是因公死亡还是非因公死亡，绝大多数都跟施工和地形有关，工地塌方、爆炸、淹溺、坠落、撞击、触电等，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其中有二人自杀，这让笔者产生了疑问，在理想主义和铁道兵战士言传身教中茁壮成长的知识青年，因何原因要“自绝于人民”？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将自杀分为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等形式，但两位在襄渝铁路工地上自杀的青年，没有涂尔干分析的宗教信仰，他们的自杀既非利己主义亦非利他主义的表现[14] ，更多是对个人前途绝望后采取的极端行为。如前所述，襄渝铁路建设工地生活艰苦，学兵初到时的兴奋感慢慢消失后，一些负面的情绪开始出现。特别是在到达施工地一段时间后，有人听说当年留在城市，没参与铁路施工的同学都进了工厂，生活安稳幸福。再对比自己每日忍饥挨饿、受苦受累的日子，产生了不小的情绪波动。有人整天“眉头皱的扯不开，老是后悔不该来”[10]9 ，有人不愿再工作，每天独自坐在山坡上，望着西安的方向落泪，不肯回连队，有人甚至“闹脾气绝食”[10]10 。一位自杀的学兵，就是因为得知没有来工地的同学已经安排了工作，而自己在襄渝铁路工地入党受阻，升学无望，对前途绝望而选择自杀[15]1 。另一位自杀的学兵，是典型的由于不适应环境而产生的“抑郁性自杀”[14]36 。该学兵到襄渝线后不能适应工地生活，经常称病或无故不出工。他曾积极要求入团，但愿望没有实现，就怀疑领导不信任他，老同学整他，心理负担沉重，精神萎靡，对前途悲观失望，少言寡语，情绪波动大，终至服毒自杀[16]6 。

       这两个自杀案例，是学兵苦闷与焦虑情绪的反映。为了纾解学兵的情绪，陕西省革委会用革命理想主义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青年，勉励学兵继续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工作。同时，加强阶级斗争教育，对自杀行为进行批判，认为自杀是“自绝于党和人民，背叛革命的可耻行为”，要求学兵抛弃资产阶级名利观，“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正确对待前途，正确对待革命分工，教育学生安心参加三线建设”[15]2 。与此同时，对在施工过程中表现好的个人和集体进行评优表彰，宣传典型人物、典型事例，让学兵学习、效仿。其中，先进人物吴南，成为学习榜样。吴南是西安市九十中学的毕业生，他在枫树垭隧道施工中担任学生排排长。1972年6月17日，学兵连正在洞内施工，吴南突然听到了隧道支撑断裂的响声，就立即组织施工人员撤离，而自己却走在最后。其他人刚刚撤出，隧道顶部就发生坍塌，吴南不幸被土方掩埋而牺牲。1972年6月25日，铁道兵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模范共青团员[17]52 。在学兵连施工至分配期间，“吴南精神”一直作为组织活动的主题，成为宣传学习的典型。2107工程陕西省指挥部政工组创办的内部刊物《2107 战报》的第225期，用四个版面介绍了吴南的事迹[17]52 。指挥部号召所有学兵学习“吴南精神”[18] 。1973年5月16日，《人民日报》也对吴南的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号召“成千上万的青年战士”“都要像吴南那样，为建设壮丽的共产主义奋斗终生”[19] ！塑立典型、学习英雄，成为安抚学兵情绪，鼓舞士气最为重要的手段。

    结 语

       与上山下乡、需要“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相比，参与襄渝铁路修建的学兵，虽然也喊出了“扎根三线”的口号，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扎根。从1973年3月开始，到7月中旬，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分两批完成了学兵的分配工作。实际参与分配的学兵为24742名，其中69届9668名（包括选干524人），70届15074名（包括选干461人）。学生分配去向，基本上按照 1972年当年的劳动计划执行，按部门分：分配国防工办系统2934名，中央其他单位4380名，省属单位11193名，地、市单位5860名，省军区及驻陕部队3267名；按地区分：分配到西安市9653名，宝鸡市4352名，铜川市622名，咸阳地区、渭南地区2863名，商洛地区175名，安康地区103名[13]5 。据袁培力等人考证，“汉中地区和省外也分配了一部分三线学生”[5]6 。

       至此，陕西省相关部门兑现了动员时安排这些学兵工作的承诺。但对组织学生支援襄渝铁路建设“作为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以上山下乡形式成批组织城镇学生和社会闲

散劳动力参加国家工程，最后采取“大包干”的方式分配工作，消极作用大，很不可取。“实践经验证明，这样做会促使一些学生把参加三线建设视为就业的跳板，而缺乏长期锻炼的思想准备，尤其是不利于工人阶级队伍的建设和生产发展的要求”“今后城镇毕业学生原则上应一律下乡插队劳动安家落户，国家建设中所需民工，应在农村社员中动员（包括下乡青年）待工程结束后，仍回原地参加劳动，若国家需要招收工人时，仍采取贫下中农推荐的办法，按照条件进行选招”[13]6 。

       这条教训似乎被陕西省吸取了，之后，再没有组织学生参与国家工程并直接分配工作。事实上，除了陕西省，其他各省也没有出现类似情况。襄渝铁路“学生民兵连”成为那个时代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民兵，又与普通民兵有所不同，与民兵同工不同酬，“所抽调之民兵、普工每人每月三十八元，技工四十四元，学生每人每月二十八元，实行按月发放”[7] 。根据“农忙少上、农闲多上”的原则，民兵由各地区组织，民兵有轮换回家参与农活的机制，而学兵连探亲假都没有；当然，民兵与学兵的前途也不同，工程结束后，民兵继续回乡务农，学兵则统一分配工作，所以他们既是民兵，又非民兵。同时，学兵被组织送往襄渝铁路工地参与建设，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而他们既是知青，又不同于普通知青。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希望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将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接受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陕西省在组织动员学生参与铁路建设时，进一步引申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意义，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发展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而将组织学生参加铁路建设以弥补劳动力不足的行为，升华为组织学生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积极进行思想和世界观改造的行为，从而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既然都是知识青年，都要接受思想改造，改造的地点可以是农村，也可以是工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知青。但他们与普通知青最大的区别在于安排工作的承诺，“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3]1 。这是普通知青所没有的，当普通知青被

       要求扎根农村干革命时，他们在铁路建设工地上只干了两年多，就统一安排了工作，即使普通知青也有推荐上学、招工、招干的机会，但这么大规模的统一安排，绝无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又不是知青。由此，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些青年人：民兵，又非民兵；知青，亦非知青。

       总而言之，襄渝铁路学兵连是襄渝铁路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亦兵亦学亦工的学生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年龄在16-25岁。他们在铁路工地上得到了锻炼，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多学兵认为，正是因为他们历经了铁路建设艰苦工作的锻炼，才塑造成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军人品格”。回顾和梳理学兵艰苦奋斗的历史，可以进一步弘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20]49 的三线建设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理解前辈的奋斗及意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注 释

    ① 详见李本深：《川汉、襄渝铁路建设的回顾与展望》，《铁道工程学报》1999年第3期；张蕊：《试论陕西“三线建设”时期的交通建设》，《学理论》2011 年第 35 期；常飞的博士论文对三线建设时期陕西地区的交通建设有较为完整的研究，见常飞：《三线建设时期陕西交通建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5 年；外国学者柯尚哲以及中国学者周明长也都对三线建设时期铁路建设有所关注，见柯尚哲著：《三线铁路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工业现代化》，周明长译，《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周明长：《铁路网与三线城市体系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② 地方文献资料中对铁路建设民兵有一些回忆和记录，如

祁向钧：《荆门民兵师修建焦枝铁路的回忆》，《武汉文史资料》2017 年第 11 期，第 13-17 页；大竹县档案局：《大竹县民兵参加湘渝铁路会展概况》，《四川档案》2012卷，第25-28页。

    ③ 曹阳的《三线学兵连：隐秘战备铁路的建设者》与张斌的《四十年前的特殊知青：三线“学兵连”》对学兵连的产生时间、组成人员类别，以及对襄渝铁路修建的贡献等方面做了简单介绍，但因篇幅所限，或是由于资料不足的原因，这两篇文章均只停留在对学兵连的情况简介层面，并未深入梳理。曹阳：《三线学兵连：隐秘战备铁路的建设者》，《晚晴》2014年第11期；张斌：《四

十年前的特殊知青：三线“学兵连”》，《各界导报》，2012年8 月24日，第 007 版。

    ④ 详见易海涛：《资料·内容·理论方法: 中国知青史研

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高灿、 叶青：《知青史研究的热点、趋势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方法的计量研究》，《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⑤ 详见常扬：《血色学兵连》，《中国作家》2009第16期；吴迪：《青春滴血——三线学兵连绝唱》，华龄出版社,2005年。

    ⑥ 毛主席的原话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九六六年一月——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 616页。

    ⑦ 蔡艺雯对刘 XM 的口述采访，2020年咸阳市渭城区供电小区。

    ⑧ 事实上，在陕西省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确实只有这两届

初中毕业生没有全部到农村下乡，“1969、1970 两届城镇中学毕业生，参加襄渝铁路建设的2.6万余人，到农建师1600人，部分地、县下乡插队的8000余人，其余基本上安排了工作”。里“2.6万余人”不准确，应该为 2.5 万余人。参见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1390页。

    ⑨ 这笔工资由铁道兵部队交给地方，为民兵所在生产队的

每月工分钱。出自：《陕西咸阳地区革委会（1971）3号文件》，咸阳市档案馆：056-02-Y-0032，第3页。

    ⑩ 李进京：和民兵老吴聊修襄渝铁路的故事，https://

www.meipian.cn/270s50xe.

    ? “干打垒”指就地取材利用石头和木材等材料进行简单搭建的一种房屋。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开展大庆石油会战时，当地职工及家属均采取“干打垒”的形式营造住房，后被推广到全国。

    ? 袁培力：襄渝线饥饿记忆，https://mp.weixin.qq.com/ s/USS2Kgc6K9YImYIea0.

    ? 5808 部队干部工作会议交流报告（一），http://  2107xsmbl.blog.sohu.com/115743538.html.

    ? 袁培力：三线学生三线时期死因数据考据，http:// ww

w.hedao.vip/hedao/vip_doc/18804367.html.

    ? 参见（美）伯恩斯坦（Bernstein，Thomas P.）著，李

枫等译：《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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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陕西省军区: 关于保证修建 2107

工程（襄渝铁路）的几个主要问题的通知[Z]. 西安市档案馆: Z383-2-0188-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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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意见（讨论稿）[Z]. 陕西省档案馆: 143-1-1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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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青年参加修建襄渝铁路宣传要点[Z]. 西安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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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关于在非生产性建设上贯彻“干打垒”精神的情况[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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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关于支援襄渝铁路建设学生分配工作的总结报告[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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