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改善生产力布局不能非此即彼 , 而要协调发展

       在两次布局的安排上, 我们要么只顾内地战略后方, 不能兼顾沿海地区优势的充分发挥, 要么对沿海地区政策和资金过度倾斜, 不顾包括三线在内的内地已搭起的建设骨架, 造成地区发展差距急剧扩大。这种甩尾巴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选择,  缺乏协调性和过渡性,   不利于各区域比较优势的共同发挥。

       出于备战大份额投资三线建设, 影响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很长时间, 沿海地区投资得不到应有的安排。1966 -1975 年的“ 三五”和“ 四五”两个时期, 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沿海分别占 30 .9 和 39 .4 , 内地占66 .8和53 .5     , 其中三线占52 .7和41 .1。[ 7] (P26)这种投资结构, 使得一直到 70 年代中 期以前, 上海、天津、青岛 、大连等沿海工业基地基本上未新建大型原材料工业企业,  引起这些地区的钢材、化工原料及纺织原料 、建筑材料等严重供应不足。在主要工业部门中 , 钢铁工业 1949 —1975 年 564 .5 亿元投资基本上在当时的六大经济区中平均分配, 其中华东区的投资规模居倒数第二位。全国铁路新线建设“ 二五”时期以后, 无论就交通网的格局和线路走向, 基本上是从那时“ 战备”观点出发, 集中在西南、西北及鄂西、湘西、豫西地区, 忽视了旧有铁路特别是东南地区旧线改造, 而全国“ 卡脖子”四个区段恰恰主要集中在东南。对沿海原有工业的更新和改造也不能作应有的安排, 导致“ 文革”结束后, 一些沿海老工业基地设备陈旧, 技术落后, 如上海各企业设备中, 处于 30 —40 年代水平的占一半以上, 50 —60 年代水平的近一半, 70 年代水平的只有极少数。这一时期, 沿海地区工业产值增长速度逐年下降, 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 1962 —1965 年间为 17 .5   , 1966 —1976 年间下降到 11 .7    , 1971 —1975 年间又下降到5 .1   [ 8] (P139)。

       “ 东回”沿海, 对三线调整政策的急剧转换, 不利于三线企业作用的充分发挥, 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六五”期间投资于沿海地区倾斜幅度比“ 三五”时期向西倾斜还要大, 东、中、西部投资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49 .9、29 .1   、14 .2, 在建国后国家投资中, 东部第一次超过中西部之和。“ 七五”期间又加大了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度, 东 、中 、西部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56 .4、25 .3  、14 .0   , 到“ 八五”时 , 其比重已成为 62 .7、21 .4、12 .5 [ 9] (P16)。加之沿海地区原有基础较好 , 投资环境优越, 自身的资金积累和对外资吸引力较强, 投资渠道多元化, 因而同中、西部的实际投资差距还要大。

       这种生产力布局战略的急剧东移, 对已经形成格局 、但配置并未完成、综合生产能力也未最终完成的三线建设, 是非常不利的, 影响了三线企业效益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在这样一个投资比例下, 经国家批准的用于调整改造“ 三线”资金总规模是极为有限的。“ 七五”时期计划为 20 亿元, 其中国家补助仅8 亿元, 其余 60  由部门、地方和企业自筹 ;国家“ 八五”批准拨款也仅为 33 .2 亿元(国务院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有关政策文件选编》, 1992 年)其中国家补助资金 8 .5 亿元。这就直接制约了对三线企业调整方向的选择。虽然我国“ 七五”计划中对三类企业都有相应的政策,  ①   但资金所限,  调整的重点不得不放在少数不成功(即占7 )企业的搬迁上, 而对绝大多数成功和基本成功、但亟需配套完善的企业无力顾及。而实际上, 三线工业的优势主要在于成功和基本成功的企业中, 调整改造的目的是要将三线企业潜在的优势发挥出来, 将会取得快得多、高得多的经济效益。尽管少部分企业调整取得了相当成就 , 也获得了重大的政治效益, 但从三线企业宏观看, 经济效益不够理想。应当承认, 从经济角度看, 在我国资金严重短缺, 经过“文革”十年, 经济建设达到崩溃边缘的情况下, 将有限的投资集中于投资效益较好的地区无疑是正确的。但必须指出, 这种急剧调头, 几乎丢掉三线是缺乏长远考虑之举。因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   必须以开发西部地区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发展重型基础产业来支撑。这是产业发展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对东部地区过度倾斜, 对西部(尤其是三线地区)严重忽视, 将使我们的发展战略的推进出现严重的时空断裂, 从而大大影响我国长远的宏观效益。其次, 从工业布局的配置规律和时间周期看, 越是大规模的战略布局, 其所完成配置、形成综合生产能力的时间周期越长 , 大西南和近西北是国家花了巨资进行建设的重点地区, 如果在其布局基本形成, 但还未配套完善的条件下, 将投资和布局重点大幅度转移, 则基本形成的布局的应有作用和效益必然难以充分发挥。

       1990 年 12 月中共中央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的建议》, 提出要“ 把产业倾斜与地区倾斜结合起来” , 以“ 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 。“ 八五”以后国家着力从总体上解决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系的一系列举措,“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  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这些从某种意义上已印证了对三线政策的急剧转换是我国生产布局战略或区域发展战略的缺憾之笔。

       (二)改变生产力布局不能过急过快

       生产力布局的根本改变是一项长期 、艰巨 、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涉及经济领域各个方面, 也涉及政治、文化乃至国防, 决非短期内所能实现的;我国广大内地从总体上说在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和金融方面比沿海地区落后得多, 不仅市场不成熟, 人均所得也较低, 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较大程度上还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开发计划予以帮助, 这也决定了改变和完善生产力布局决非短期行为 ;从其他国家看 , 生产力布局改变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美国最先开发东北部, 经过 100 来年后, 开始两次西进旧金山 、洛杉矶等太平洋沿岸的西部地区, 搞了几十年, 到本世纪 70 年代, 进一步转而开发南部的“ 阳光地带” , 前前后后搞了 200 多年。原苏联生产力布局严重不平衡, 从 1928 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其主要经济力还在欧洲地区, 二战期间, 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20 世纪 50 年代始, 向东部地带大规模开发, 由乌拉尔—西西伯利亚—中、东西伯利亚及远东逐步推进, 现在还不能说区域开发的完成。我国原有基础很差, 应加快发展步伐, 不能照搬别国的作法, 但过急过快改变生产力布局也是不现实的。

       三、战略后方的建设也要遵循经济规律

       由于三线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从经济发展, 而主要是从“ 要准备打仗”的角度来部署的,  建设活动受战备体制的影响, 有时还受临战状态的制约, 三线建设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光环, 掩盖了企业理应追求的经济效益, 生产建设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企业的行为也成为一种政治行为了, 我国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 以及地区因素制约, 三线大多项目安排在落后地区, 特别是高山深谷, 人迹罕见之地, 经济基础和社会服务设施极为薄弱, 投入相对大, 产出相对少是非常之正常。加之“ 文革”动乱的影响, 三线战略后方建设与其他地区经济建设一样, 忽视经济规律, 不重视经济效果。突出表现为:

       (一)三线建设大大超越了我国国力的许可

       三线建设超越了国家的财力。依我国建设的经验看,  基本建设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  13  左右为宜。从 1965 —1975 年 11 年我国基本建设看(也是三线集中建设的 11 年), 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额为 2 919 .6 亿元, 占同期国民收入总额的25 .7    。①  这 11 年, 三线地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1 269 .67 亿元, 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43 .5, 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 1119 .4 亿元, 占同期全部国家预算内投资总额 2 489 亿元的 45    ;工业基本建设投资 767 .6 亿元, 占同期全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 1608 .4 亿元的47 .7    。同期三线地区重点建设的八省共完成投资 1 112 .9 亿元, 占三线地区全部投资的 87 .7    , 而这些投资主要集中用于中央各部所属的骨干项目(简称中央项目)的建设,  11  年累计, 中央项目的投资约占全部投资的 77    , 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 中央项目占的比重更高, 约达 80 [ 3] (P163)。在计划经济体

制下, 我国资金管理实行统收统支, 基本建设投资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就是说, 1965 —1975 年, 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 这必然会挤掉其它地区建设投资的安排。

       个别年份, 三线建设的规模更加膨胀。我国三线建设集中安排了两次, 一次是 1965 、1966 年, 这两年完成总投资分别为 197 .6 亿元和 209 .4 亿元。建设的重点是铁路和搬迁项目的改造扩建, 新项目多处于准备阶段或刚刚开始动工建设。总体看, 规模比较适度。第二次是珍宝岛事件后,   在“ 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  的谬论与庞大的国防工业建设规划因素推动下,   基本建设规模愈发膨胀。1969年,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 77 .6   , 达 200 .83 亿元。1970 年, 骤然增至312 .55 亿元, 施工中的大中项目达到 1 409 个。1971 年, 基本建设投资再增至340 .84 亿元, 施工中的大中项目达到 1 692 个。其中1970 年三线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5 .3    , 1971 年计划用于三线地区建设的投资, 占全部预算内投资的55  以上[ 6] (P178)。使 1970 —1971 年成为我国建设史上三次大的基建规模膨胀中的一次(1958 年 、1970 —1971 年、1978 年)。

       三线建设超越了国家物力 、人力的实际可能,  物资供应缺口尤为明显。当时全国各部门全力以赴保证三线建设的供应, 国家物资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 包括从沿海搬迁了大量的设备, 但国家总的物资供应有限。1976 年与 1967 年相比, 基本建设投资额增长 79 .8   , 钢材和木材产量只增长 41 .5   和 9 .1 [ 10](P245)。尤其是1973 年以后, 国家对三线地区投资开始逐渐减少, 已铺开的基本建设战线又长又大, 基建停工待料现象普遍, 工期越拉越长, “ 胡子工程”越来越多, 加上政治局势不稳, 许多项目不能全部建成投产, 难以形成生产能力。三线建设使用了大量人力。据估算建设人数最多时集中了 400 多万建设大军, 中央直属的施工队实行了“ 工改兵”整编, 建设中还大量使用民工, 尽管广大建设者发扬“ 一不怕苦” 、“ 二不怕死”的忘我劳动精神, 甚至有的不计报酬, 但这样一个庞大的建设群体, 也要保证其最基本的生产工具、设备 、工资基金以及粮食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请看下页/还剩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