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楠：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摄影师有点像演员，这个观点可能有点新鲜：不是一个上帝的视角，不是一个剥离的视角站在远处看这个社会，你要把整个人调整到要表达的这个故事情景里，甚至摄影师自己内心的感受跟表达的那个人故事一定要一致，如果那些东西不一致，拍出的东西是没有灵魂的。
《三线学兵》那个片子一共只拍了十一天。七天半全是采访，三天半拍空镜。我跟小樊每天都在听故事，他们从哪里出发的，经历过什么，基本上都烂熟于心。那七天半我们极其压抑，到三天半拍空镜时，情感一下就释放出来了。我们坐小船过汉江水系，看到隧道，扭头一看，跟着你的学兵都在哭，有的跪在轨道上哭，我们扛着摄像机也哭。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学兵，到了隧道之后会很熟悉，觉得那隧道是我挖的，边拍边哭。那时候你真就是个演员了，犹如自己经历过那个故事，把那种情感过继到自己身上，到了现场，情绪被点燃了。编导樊志远当时有一句话，他就觉得千万别让这个片子充斥着眼泪。不要眼泪又想传达什么，如果我自己去想，你想要传达的更多是一种坚持，一种隐忍，一种兄弟之间的情谊。我们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硬朗，那个片子在构图上没有更多吸引人的东西，小情绪、小情感很少。火车、铁轨、山的气量，哪怕大江大河的线条，我们都做得很硬朗，不希望做得那样凄惨，其实这些人能坚持下来，就是靠着坚强的意志力。

　　摘自《我们的足迹 1953-2013 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 / 北京：新华出版社 / 201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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