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

【摘 要】  又是一个黎明来临，六盘水这座年届不惑的城市逐渐睁开了它惺忪的双眼。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场报效祖国的三线建设在西北、西南大地风风火火地展开，如今老一辈三线人日渐衰老，破败的厂房成了机器的墓地，曾经的家属楼旧址高楼平地起。

口述历史纪录片——《一九六四》

       1964年至1978年，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建设，称为“三线建设”。

       “三线”，指的是由沿海、边疆地区自内而外划分为三条线：沿海和边疆地区为一线，川、贵、陕、甘、湘、鄂等内陆地区为三线，二线则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

       川、贵、云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两点一线”。两点指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一线指连贯四川和云南的成昆铁路。邓小平将其形象地比喻为“钟摆式摆动”，即以攀枝花为中心，向北和东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攀枝花的钢材运往成都、重庆，六盘水的煤炭运往攀枝花，成都、重庆的机器运往攀枝花、六盘水。

       “1965年元月1日，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六枝成立，从1965年2月、5月、8月，六枝、水城、盘县，这三个矿区指挥部相继成立。指挥系统一成立，于六盘水三线建设就正式开始了。”祖籍河南的原六枝工矿集团宣传部部长卢相福谈及六盘水三线建设发端时这样说道。

火车拉来的三线城市

       一纸户口，一张车票，远涉崇山，开启的就是一段“不想爹、不想妈、不出煤、不回家”波澜壮阔的人生征程。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成千上万老三线人主动选择的命运。三线建设时期，奔赴六盘水参与各路建设大会战的人数逾十万。

       现年80岁的赵瑞兴是个乐观的老头，有着41年的工龄，每月领着三千出头的退休金，和老伴生活在红岩社区上世纪水城机务段修建的职工房中。这是一间只有五十余平米的小房，藏在绿树掩映的街道深处，这里曾伴随他几个子女的童年，如今只有老两口安居于此。

       对于我们的突然来访，老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讲故事是他们最愿意做的事情之一，而他们的孙辈、曾孙辈，在老人眼中，似乎很难对曾经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产生浓厚的兴趣。

       1965年，赵瑞兴还是哈尔滨铁路局佳木斯机务段的一名年轻的内燃机车司机。“来这边可以开上当时最先进的蒸汽机车。”1966年，赵瑞兴主动请缨从哈尔滨铁路局佳木斯机务段来到3969.2公里之外的成都铁路局水城机务段，支援三线建设。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我当时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机车司机，就是掌管火车头的，我当时分到1235机车，在这车担当司机长。”赵瑞兴一边说着，一边在电视机旁的柜子上寻找着什么物件。

       “就是这个车，现在已经火化了。”赵瑞兴从一堆杂物中拿起一张有些褪色、像素跟不上时代的照片给我们看，照片里八人分两排站立在一台绿皮机车前。

       当我们一眼辨识出老人在照片中所站立的位置时，老人笑了，岁月的沧桑洗礼使得眼角的皱纹堆了一层又一层。

       闲谈中，我们提及六盘水火车站的变迁，赵瑞兴老人颇有几分自豪地给我们补了一堂历史课。

       在赵瑞兴老人等六盘水车务段退休老职工的记忆里，六盘水站在1988年以前都叫水城西站。“就是一个干打垒房子，小平房，外面糊层白灰。” 1966年7月1日，贵昆铁路全线通车时，水城西站只是一个三等站。那时，水城西站没有始发车，而贵昆铁路上也只有两趟客运列车往返于贵阳和昆明之间。

       “后来，那个站不行了，就建成了一个新的火车站，就是那个红色的车站。” 1989年，能容纳1000余人候车的六盘水站第二代站房投入使用，此前，它早已晋升为二等站。

       随着经济的发展，六盘水站成为贵昆线上较大的物资集散地，客运量和货物吞吐量大幅度提高。2012年，六盘水站晋升为一等站。2015年12月，六盘水火车站第三代站房正式投入使用。建筑面积9998平方米，站台上设置等长无柱雨棚、进站天桥和出站地道，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这三个（火车站）我都见过，都见过它的变化过程，其中当然建一次火车站是我自己看到。有时候跟老同志讲，‘你看这火车站，原来我们来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看一年比一年好。’”谈起这些变化，他感慨万分。如今，退休已近20年的这位老三线人、火车司机，天气晴朗时，时常拖着行动迟缓的身体到新火车站看看。

       离开赵瑞兴老人家，漫步在这个聚居着众多老三线人的小区，小树如今业已成长为参天大树，树叶肆意飘落，虫鸣鸟叫不绝于耳，老旧的苏式建筑安静地注视着来往于路上的车水马龙。不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声，是这群老者最熟悉音色和分贝。

       历史的车轮记录了如赵瑞兴般敬业的机车司机，也留住了英雄铁道兵的身影。那数以万计在高山峡谷间肩挑背扛的基层民工还在历史的角落里等待后人去探寻他们的故事。

       仅水城到六枝这总计96公里的铁路上，在建设过程中，倒下了130余位民工建设者，平均每0.7公里就倒下了一位人民英雄。

       这是多年来一直关注三线建设历史的欧阳利忠同我们谈到的一些数据。

       “为了让毛主席放心三线的建设，所以组织了成千上万的民工，参与了整个三线的建设。因为六盘水的地质地貌比较复杂，有很多溶洞和暗河，只要你打进去以后，不小心你就可能就会掉到暗河里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堆积如山的材料、设备和其他物资，全靠职工们手提、肩扛，加上人拉马驮，用最原始的办法，将成千上万吨的物资运到了工地现场。

       参与滇黔铁路建设的除了民工建设者们，更多的是铁道工程兵。

       “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采访中，提及童年时代，铁道工程兵建设滇黔铁路时晚上给当地百姓放电影的细节，欧阳利忠思绪仿佛一下倒转，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火红岁月，竟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当年的“流行歌”——《铁道兵志在四方》。

       正是有了无数铁道工程兵、民工建设者的奉献，滇黔铁路才得以全线通车，六盘水的铁路枢纽地位才得以确立，乌蒙山区海拔二千米“铁路在山上走”的六盘水才得以成为铁路爱好者的必经之地。

       从1966年到2017年，51年的时间，贵昆铁路这条交通大动脉运出去的煤炭、钢铁难以计数，南来北往搭乘的各色游人亦不知几何。

       往事如烟散，车水马龙来。不可否认，正是有了老三线人在这大山深处艰苦卓绝的奋斗，一代代交通建设者们前仆后继的奉献，才有了如今六盘水跨越发展的坚实基础。

我们不是怀旧，我们是要记得

       当年风华正茂的产业骨干,如今饱经风霜的垂暮老人。五十余载，时间苍老了容颜，融汇着血和汗的青春记忆依然在人生的长河里熠熠生辉。忆起往事，他们满怀深情。

       1965年，刘光文17岁。

       那一年，他还是个刚在合川七中业余中学上半年学的毛头小伙子。在那个工人阶级至上的年代里，对于家中世代务农的刘光文而言，他认定当工人、当铁路工人才是最好的出路。

       正好，也是在1965年。秋日的一天，公社杨书记来到他所在的生产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三线建设、西南煤矿要招人、贵州要招人！”

       回忆起招工时的情景，刘光文仍然对当年怀着一腔热血和能够摆脱农民身份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的心情记忆犹新。招工时因为年龄小了一岁、体重太过瘦弱，不得不在刘姓招工人员面前搬起一块百八十斤的石头。在不知道自己要去具体哪个地方，具体要做什么工作的情况下，他和同县300余人一道毅然决然地离开家乡。

       “当时招工成功，成为三线职工一员的时候，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来到贵州，挖啥都好，一定要干出一番让领导满意的事情出来，我绝不是脓包。”如今提起，刘光文依然满怀豪情。卧室里抱出来的厚厚一摞、几十余本证书，大概是对过往岁月的最好见证。

       从家乡嘉陵江边出发，先坐汽车、再坐轮船、后坐火车，终于到了六枝。初到六枝时，举目所致，四处荒山野岭。“真是穷山恶水之地，鬼都不肯来。”

       1958年三千职工到三线，先遣部队建设好了可供居住的干打垒房子，当刘光文他们到达六枝时，住的条件相对而言要好一些。可是对于最早从辽宁鞍钢来到六盘水支援三线建设的彭立斌他们那一批人而言，就没这么幸运了。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彭立斌1966年主动报名来到这里，下火车后的第一项工作任务——建造干打垒房子，为后期来的人做准备。

        “当时我们有三件宝，雨衣水鞋破棉袄。”那时，水城气候湿冷，常常下雨，这三样东西成了彭老一辈人一年四季必不可少的物件。

       1966年，水城还只有场坝、老城两处人流量稍多些，其它地方大都还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物资极度不丰富、更别提其它基础设施了。

       在北方工作时，彭立斌他们吃馒头花卷大米饭，每月还有粮票，来到六盘水后吃小苞谷球球、干豇豆、咸肉，有时候干豇豆里还有虫子，米也不够吃。生活上，没有自来水，只得用稻田水洗脸。不通电，只得用发电机来维持厂房机器运转。这些都是他们在来之前所未曾预料到的。

       物资的稀缺，吃块豆腐都成为一种奢侈。“那时，我们要想吃点豆腐，我休班的时候就走路去水城老城买块豆腐。”火车司机赵瑞兴家有五口人，一家人想吃一块豆腐，来回一趟需要三个小时。

       家中三个孩子出生，父亲不在家，这位父亲就是彭立斌。“当时，一般就是到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个假期，分期分批地探亲。我的几个孩子都是一岁以后，我才见到他们。”

       在当时国家战略大背景下，三线建设虽然很艰苦，但并没有给建设者们带来痛苦。

       “那时都提‘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人家领导都带头来了，我们这些普通职工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工工作。”彭立斌说。

大山里的青春

       广大三线地区，因为毛主席一声号令，千百座荒芜沉睡的山沟，就这样迎来了五湖四海的建设者。

       备战的背景，使得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选址成为三线建设必须坚守的原则。再加之西部地区缺乏工业交通基础，建设难度陡增。

       车路不通，他们举起长镐，挥动大锤，开山凿石。没有铁路，他们人拉肩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挖土填石。书写了慷慨激昂的建设史诗。

       1966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在盘县瓦厂宣告成立。这支特殊的军队，3000多个日日夜夜，用他们的双手打通了盘县火铺矿、老屋基矿、月亮田矿、山脚树矿、土城矿、洒基矿的主巷道，为祖国三线建设早出煤赢得了时间。

       “天当被，地当床，灯是月亮扇是风。”这是当年营队普遍流传的顺口溜，来自河北玉田县的曹春山是41支队的一员。“我在41支队主要负责井上下的对照图（地形图）的绘制，从土城一直到火铺，各个山头全部都跑过。一年我穿坏了三双翻毛皮鞋，就是那时候咱们贵阳出的那种。轮胎底翻毛皮鞋，特别结实，这一年我穿破过三双。”

       在六枝特区，有一座布林大桥，它是铁路专用线的重点工程。全长110米，高23.6米，横跨两座大山。

       “抓晴天抢阴天，刮风下雨当好天。”这是卢相福同我们讲起的两句顺口溜，是当年建桥职工在请战书中写到的两句话。后来这也成了他们建设过程的真实写照。

       布林大桥修建仅耗时50天，其中连续冒雨作业38天。当时正值雨季，阴雨连绵。主管领导梁凤楼见雨势太大，要求职工撤下来修整几天。“职工们干劲很足，不愿意撤下来，于是梁凤楼只得安排买了1000多把各色雨伞给建桥职工。”一生在矿区工地从事宣传工作的卢相福回忆道。

       “土法上马把井建，捶打钢钎火花现。火花映红英雄脸，矿工意志比铁坚。”这是卢相福在交谈中同我们聊起的另一段顺口溜，同样，它的背后也有一段深刻的故事。

        “刘凤林所率领的四川军区训练团二百多名官兵集体专业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在汪家寨煤矿建井时，没有风动工具，掘进只能用钢钎、耳锤，一个人掌着钳子，一个人这样抡锤打。”卢相福一边说，一边模仿抡锤的动作，嘴里还模拟打眼时发出的“哐哐哐”声音。“当时的工人干劲很大，还开展劳动竞赛（打眼比赛），看谁能一口气抡多少锤不休息。”卢相福作为目击者，一谈起刘凤林和他所在的建井处，滔滔不绝。

       “运输上，没有铁轨和铁矿车，就想方设法制成木框车；排水上，采用了土抽水管，有竹管、铁管和胶皮管……”

       爆破是一项危险性极高的工作，在工具缺乏、技术落后的三线建设时期危险性更增几分。为了炸平六个山头，六十五工程处指挥部决定采用大爆破的方法。一次放炮员黄忠义在炮洞里点完炮，正往上爬时，绳子断了，导火线吱吱地燃烧着，眼看一场可怕的事故就要发生，危急时刻施工队长李二虎飞奔前来，冒着生命危险把黄守义救了上来。

       “刚跑出几步，这个炮就响了。如果不是施工队长李二虎，那位黄姓放炮员估计早已壮烈牺牲了。”

       据卢相福介绍，像这种危急时刻，在三线建设时期不胜枚举。1967年1月12日，大用矿井平硐因放炮引起瓦斯爆炸，喷出的煤尘和瓦斯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冲出大巷，咆哮着直扑井口，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人仰马翻，包括李二虎在内的98名矿工壮烈牺牲，仅有一人幸存。

       谈及这段往事，卢相福老人明显语调都低了几度。

“终生”与“子孙”

       三线一梦五十载，一生心系三线情。曾经他们背上行囊，满怀豪情斗志昂扬，来到西部。我来过，我在这战斗过，我不后悔。

       同老三线人交谈过程中，他们大都还带着家乡的口音，却早已将根和魂深深地融入广袤的乌蒙大地。一如曹春山老人打趣时说：“现在除了乡音没改，其他的都变了，辣椒、折耳根现在都吃。”

       “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来了以后，我就想，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

       “我来贵州了，我就在贵州。”

       ……

       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是老一辈三线人内心想法的真实反映。

       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曾想过退休后回家乡生活，可是在六盘水生活了几十年，回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家乡难免有些不适应。现居盘县红果县城的曹春山老人就曾在退休后回到河北老家待了10年。

       “北方不行啊，没有我的东西了，家也没有我的了，我17岁从家里出来，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有一个老父亲，我陪他呆了十年，九五年去的，到零五年回来。”老人平静的叙述中，眼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落寞。

       “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这是三线厂院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所以后来有些三线二代甚至第三代都调侃自己为“三献人”。

       其实，对于三线的孩子们来说，父辈们的身影浸透在他们的童年记忆中，温暖而快乐。如今他们大都已过而立之年，有的在父母的熏陶感染下，在父辈未竞的事业和岗位上继续奋斗，有的走出三线厂院跻身大城市忙碌地生活着。

       火车司机赵瑞兴祖孙三代相继走上铁路，从事相关工作；机修厂彭立斌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在水钢工作……

       绝大多数的三线子弟，孩童时，他们是一群与众不同的孩子，不像城里的孩子，也不像山里的孩子。他们说着普通话在田间地头长大，外出求学前，厂院就是他们的全世界。

       祖籍黑龙江、1972年出生在火铺矿的李国就是一位典型的三线子弟。从小在母亲背上长大的李国在贵州生活了几十年，口音还是纯正的东北口音，当然在这种复杂的语言环境下也学会了贵州方言。

       “在矿上生活了这么多年，对矿上有感情。到贵阳读大学，学的也是采矿相关的专业，想着也是回到盘江煤矿这边来上班。”李国大学毕业后，子承父业，如今依然在盘江煤矿工作。

       在六盘水师范学院校史馆担任馆长的曾杨是走出三线厂院的一位三线子弟。父辈的经历、父辈的言传身教已然给他打下深深的烙印。作为三线子弟，他会不自觉地关心老三线人的生活近况，也会力所能及的为铭记历史做一些事情。曾杨任市政协委员时，提出《关于保护“三线建设”文物以及的建议》提案。

       如同李国、曾杨一样的三线子弟，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他们身上依旧镌刻着三线建设的深深烙印。那些相似的日子，那些专属于他们的记忆，终将伴随他们，直到永远。

独立王国的迟暮

       国际形势骤变，改革开放号角吹响。

       中华大地上的巨变正在进行。

       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不再叫“大华农场”，水钢不再叫“6032”工程，水城发电厂不再叫“300号信箱”……

       票证消失，粮票、布票突然之间骤成亲切的怀念。东部沿海率先迈开改革步伐，市场调节机制已经渗透到计划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90年代后，市场力量不断涌入，国有企业环境恶化，产能下降、技术落后，愁肠百结的下岗潮也开始波及三线厂，一批效益不高的三线工业如同苍老的大树，走向萧条的迟暮。

       位于六枝特区新窑乡境内的凉水井煤矿，是三线建设在六枝开发的第一对新井，于1958年基建破土动工，1960年矿井简易投产。

       2011年正式停产废弃，原有厂房或出租或变卖，宣告破产。

       废弃六年后，我们在凉水井煤矿职工杨秋发老人的带领下，驱车沿安水公路前往凉水井煤矿厂区。

       在这个相当于五个足球场大小的废弃厂区，目之所及，满目苍凉。破碎的门窗、废弃的电影院和澡堂、出租给私人用于饲养家禽的厂房、生锈的门锁、摇摇欲坠的住房、拆掉半截的铁轨、年久失修的广播喇叭、蒙了不知道几层灰的单位机构牌匾、路上零星的行人，同当年热火朝天、上万人一起工作的场景形成巨大的反差，似乎这里早已被人们遗忘。

       可当我们看到杨秋发老人如数家珍般地介绍各处建筑早年的用途时，看到墙上熟悉的标语时，耳边仿佛又响起熟悉的广播，上班号、下班号，让我们误以为这些工业遗迹只是像早年的拓荒者老去一样逐渐沉睡，现在又醒了过来。

       时间向前，多年后这些遗迹留给老者的念想、后辈的瞻仰将会慢慢消失。 

       三线厂院的变化，影响了不少人的生活轨迹。对于大半生生活在三线厂院的职工而言，工厂倒了，天塌了。因为生计，他们只得走出三线厂院去抓紧追赶这个极速蜕变的时代。

       曾经在上班号、下班号中成群结队的场景不再了，厂院里的孩子一起嬉戏玩耍的机会少了，有的随父母外出务工，有的返乡搬迁了，更多的成了留守儿童。

       “一部分煤矿破产后，年轻力壮、有点技术的职工就到外地去闯天下了，更多的职工采取‘买断工龄’这样的方式，迫于生计，开摩托车、跑的士，各行各业的都有，生活并不容易。”关于三线厂院破产后职工的现状，卢相福毫不讳言。

        “退休后，广东、昆明我都去打过工，2011年才回来。”现年76岁的凉水井退休职工刘开福回忆道。

       从茅草房到油毛毡房，再到瓦房，最后住进楼房。随着经济发展，杨秋发、刘开福这群老三线人住所也多次变迁。当下，因为国家建设需要，拆迁、搬离成了这些工业遗迹和白发苍苍的老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杨秋发、刘开福老人所在的凉水井家属区作为棚户区改造工程之一，将于2018年拆迁。拆迁之后，一起闲坐乘凉、共话家长里短的时光将一去不复返。谈到离别，他们满是不舍，又满心支持。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东北，有的来自各个县。拆迁之后，有的随子女搬到贵阳、六枝县城，有的搬回家乡，有的就在新窑乡这买房子，以后肯定不能经常这样聚在一起了。”

       “住几十年，谁都不想分开，这是肯定的，但是现在国家需要，响应党的号召，我们不得不分开。”

       老人们的思想淳朴一如当年。

       天色渐晚，浮躁的城市华灯初上，柏油路上，车水马龙，道路旁人来人往。可是有多少年轻后辈明白在这万家灯火的繁华背后，凝聚着数十万老三线人付出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终生。

       三线建设、三线厂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标本，已经载入史册，但作为蕴含精神摇篮的产业，它正期待着新生。

记者手记：怀念远去的背影

       一篇论文，两台相机，三个县区，四版视频，五个人。

       ——写在前面

       “我们不是怀旧，我们是要记得。”从盘县到水城，从水城到六枝，一年为期，我们冒昧地不断打扰早年的三线建设历史亲历者。盘县火铺矿、盘县干沟桥、六枝凉水井煤矿……留下了我们的采访调研拍摄的串串足迹。

       从1964年到现在，光阴倏变，人事更迭。50余年的时间，对于历史长河而言，不过短短一瞬，对于我们站立的土地而言，三线建设带来的山乡巨变远远超越了时限，对于历史的亲历者而言，更是镌刻青春的美好回忆。

       同众多年轻后辈相比，我想我们是幸运的，能趁历史亲历者还未成为历史之前，聆听他们讲讲过去的事儿，本身就是一件幸运和愉快的事情。

       回望来路，遇见的人，听到的故事，不免被深深打动，甚或热泪盈眶。才华横溢的卢相福爷爷、雷厉风行的刘光文老人、行动不便的彭立斌老人、身患疾病的火车司机赵瑞兴爷爷和相濡以沫的奶奶、热心的凉水井煤矿家属区住户。以及在父辈的旗帜指引下，反哺煤矿事业的李国叔叔，走出工厂大院走进学校的曾杨老师……历史，于他们而言，从未远离，一直存在于他们口中、脚下和心里。

       无论是远涉崇山支援三线，还是吃干咸菜苞谷球球披破棉袄以求温饱，抑或是为按时完成任务瓢泼大雨中奋战布林大桥修建，甚至是扎根贵州“愿把他乡作故乡”。所有的选择，并非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也并不是源于对高官厚禄的追求，而仅仅出自于无愧于心、无愧祖国的人生信念。

       谈起调研，不得不提的是凉水井。其实，遇见凉水井是调研的偶然所得，在六枝调研期间乘坐的出租车司机刚好是三线子弟，热情邀约我们前往他出生成长的凉水井家属区采访，我们遂决定走上一遭。

       走进凉水井，脱落的墙皮碎屑、颇有历史感的标语、摇摇欲坠的土坯房、被杂物覆盖的铁轨、在风中被吹得呼呼作响的空窗……纵然此般萧条依然掩盖不了它曾经的热火朝天。看着杨秋发老人如数家珍般同我们这些后生回忆早年繁忙景象、回忆下岗后一把年纪外出务工的经历时，总会莫名的心纠。

       “国家需要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城市开发的需要，凉水井家属区即将迎来拆迁。谈到即将到来的离别，纵然是满心不舍，老人们还是欣然接受。一句朴实无华的话语，刚好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那根弦。

       报废的厂房、面临拆迁的家属楼，静默地宣告着属于几代人的记忆即将画上句点。家属楼旁新建的高速路桥墩、厂房附近稚气未脱的孩童似乎正孕育着新的生机。

       也许，不久后这里将开发为新的旅游中心，人烟稀少的凉水井厂区将迎来川流不息的车流，00后的小朋友将从这里走出去开阔自己新的天地……作为来往过客之一，我无比希望这寸土地上这群“可爱的人”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岁月流转，三线建设渐成远去的背影。但那些去与留、生与死编织而成的三线建设故事，跨越了时空，长存于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