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文/何清涟）　

　　无法寒暄，因为以往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任何私人谈话;也无从聊起，因为自从离开湘西枝柳铁路以后，除了与一两个当年知青伙伴偶尔有点联系之外，几乎与那一段生活割断了一切联系。即便是午夜梦回，那段生活也是以一种折磨人的方式回到我的梦境。那繁重的体力劳动，炎炎烈日下的阳光曝晒，在发了疯似的“大雨大干，小雨小干，没有雨更要拼命干”的口号下，每天长达十二小时以上的无穷无尽的“苦力的干活”。没有星期天，没有例假，晚上收工以后还要再逼着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与列宁语录“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大规模地、自发地产生着资产阶级的……”。除了胃病、风湿痛等后遗症之外，还有几件事情永远也无法从我的记忆里抹去：一次是连指导员、连长们让我们到二十多里外去挑石头，来回要走五十里上坡下坡弯弯曲曲的山地公路，我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小姑娘实在吃不消，在路上扔掉一些石块，而连干部们竟然在食堂面前用秤称每一担有多重，如果没有50斤一担，就取消吃饭的资格。最先回去的几个女孩子差了几斤石头，没让吃饭，又饿又累，躲到路口的树林里委屈得哭泣。我们后到的人只得将石头堆在一起，一个人守着，其他的几个人再去几里路外的沅水河边捡石头，勉强凑齐重量，直到傍晚，饿了大半天且劳累不堪的我们才吃到一顿饭。还有一次沅江发大水，堆在岸上的木头被卷走，姑娘们站在岸上望着滔滔翻滚的浊浪都傻眼了，且不说大部分人都是旱鸭子，即使会水的几个也无法与那种恶浪较量，而连干部们逼着大家去水里捞，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连干部们站在岸上高喊口号：“我们要用生命保卫人民财产，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做到!”喊了十几遍以后，没有人眺下去，我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声：“干脆要大家跳鬼门关算了。人命难道没有几根木头值钱?”大家听了以后随声附和，家庭出身好的曾伟华还顶了句：“你们干吗不先跳?”大家不约而同返身就走。尴尬不已的连干部们从此以后记下了我一笔帐。在劳累了将近一年后，终于熬到了大年三十，上完半天工回来，大家想想可以喘口气了，地主以前还给长工放个年假，熬锅骨头萝卜汤呢。但下午两点不到，连干部们又逼着我们爬上高高的山岭去打柴，说是“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天下雨，山间狭窄崎岖的小路淋了雨后，滑溜溜的，张志敏一个不小心掉到了山谷里，一群小姑娘站在山崖上痛哭，扯破了喉咙呼喊也听不到回音，我至今还记得大家那回荡在山谷里，被山风撕成碎片的凄厉哭声。大家吓得不敢再挑柴行走，我与两位同伴赶快下山去找人帮忙寻找张志敏。排长贺小君让同伴每人拿一根树枝当拐杖扶着回去——一张志敏后来被山民们与男子连的知青找了回来，因为碰巧掉到茅草丛里，没给摔死。但人们找到她时还昏迷不醒，虽然只受了一些轻伤，但人却几天不吃不喝不说话，只是不停地流眼泪——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连干部们还要惩罚我们，说大家没有砍柴回来，不给饭吃，也不给热水用。于是我们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二排的三十多位姑娘走到几里外的小溪边，用冰凉刺骨的凉水洗了洗回来，坐在工棚外面，看着外面黑黑的苍育，听着凄厉的山风掠过树梢的咽泣声，谁也不吱声。几位有心的同伴傍晚赶去河边摘了一小桶野桑堪回来，让大家吃，谁也没心思吃，不远处的指挥部正在放电影《卖花姑娘》，曾伟华突然说了一声：我们比卖花姑娘还要苦，她们再苦还可以与家里人呆在一起，心里有话可以与家里人说，眼泪也有地方流。一句话未完，三十多位姑娘再也忍不住在心里憋了将近一年的眼泪，嚎陶痛哭，那哭声在寂静的乡里传得很远很远，哭啊哭啊，不知哭了多久，连指导员阮X英带着几位连 干部走了过来，骂骂咧咧地说：“哭什么，又不是死了爹与娘!”大家横了心，不理她们，继续痛哭。闻声赶来的指挥长贺XX看看这样僵持着不行，要求连干部走开，让我们讲讲为什么。于是我们将一年来所受的种种折磨一古脑儿倒了出来，提出要休例假，要求每天出工时间不超过十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每天至少保证我们有小半桶热水用。贺听了以后黑着脸，说了一句“太过分了”，先让食堂里赶快送饭过来，烧水给大家用。其实饭菜送来后，我们谁也没有心思吃那份迟来的饭，喝了一点水就睡了。以后在指挥部的干预下，这些要求基本上满足了大家。然而连干部们却因此恨死了我们。
　　这一年遭受到的共同苦难所带来的唯一好处，是给我们那个排换来了短暂的“和平”。五班的李某某与刘某某擅长的“斗争”再也掀不起大波浪，因为繁重的劳动将大家压得喘不过气来，大家对她们两人曾在最初几个月中一唱一和、李旁敲侧‘击，刘正面进攻、配合得天衣无缝且无往而不胜的骂街再也不感兴趣——李是个极为聪明的女子，可惜她对人对事太没有善意，大部分才智都用在算计人上面，她想治谁，就怂恿没有头脑的刘出面，一起对其进行“修理”。这一点最初让她着实风光了几个月，成了我们那个排类乎于“牢头”般的人物，但最后这种性格却导致她人生的失败，甚至没有任何朋友，这当然已是后话。
　　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里能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带队干部，除了阮X英是40岁出头的中年妇女之外，其余的4个也只比我们大4-8岁，我永不理解的是这一点：从年轻的她们身上看不到一丝女性的善良与同情。我后来推想，这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地位给扭曲的。因为她们当中除了阮是国家干部外，李X娥出身农村，因为根正苗红而得到培养，刚到市教育局做了一个小办事员，就被抽调来带队;其余两位都是从居委会抽调去的，家庭出身都是城市贫民。这几位的家庭原来都属于社会底层，现在突然能够管百十号人，而且都是家境比她们优裕的人，其中不少家庭还是因为“文革”而跌落，这种反差本身就让她们有种快意。这从连长杨XX经常存心对一个她从小看着长大、出身教师与干部家庭的姓朱的女孩施加精神虐待就可反映出来。除此之外，实利动机也是一个主要因素。为了能让上级机关兑现将她们升成国家干部的承诺，她们一定要干出成绩，而成绩就是与男子连比高低，这就必须把我们不当人使，否则永远不会有男子连的那种劳动成果。我们是七连，还有一个同样由女子组成的六连，那边的带队干部多少有点人性，并不将她管的女孩子不当人使，当然因此也评不上先进，不过那里的女孩也不象我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读过夏衍的《包身工》一书，怎样也找不出我们与包身工的差别在哪里，包身工还不用将自已的苦难遭遇神圣化。
　　我无法面对与这样一段回忆连在一起的人。当听她说要来看我时，本能的反应是立刻告诉她，不用了，我很忙。难道要我与她一起去回忆这样一段日子?自从1977年返城以后，即使与当年的同伴偶尔见面，我们也绝口不提当初这段日子，当不少知青们在那里万般虔诚的说着“青春无悔”时，我却在想，如果有可能重新选择16岁至22岁的青春岁月，我一定要重新选择，因为那不是我的选择，我为什么要无悔?要知道我们那一代人有多少让下一代看了不解与可笑的事情，比如成功男人发了疯似的补“爱情之课”，女人拼命拖住青春的尾巴，那深刻的心理因素竟是当年我们没有过‘青春”，我们没有现在的少男少女们体验的青春，也没有五十年代人那种在当时感觉不错的“革命青春”，甚至也没有老三届中部分人曾体验过的那种“红卫兵革命青春”。
　　报复最后还是到了我的头上。再过了一年多，到了1974年，开始传出招工招生的消息，同连的知青们开始各自为自己的前程奔走，明争暗斗更加激烈。各连队开始按中央部署批林批孔并反资产阶级腐蚀。这样一来倒也好，整个连队的作息时间给改了，每天的出工改成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下午让大家自由活动。我因为家庭出身间题，根本不可能在招生招工之列，倒也落了个逍遥，每天还是看自己的书。阮X英是市委常委，当初只是“锻炼”，这时已经走了，心机颇深的副指导员李X娥接替做了指导员，这时候她想进大学，但全团指标共五个，女子连只分到一个，理所当然地归已获平反的地委副书记的女儿李建X，理由是只给知青，干部必须回本单位参加招生。李指导这时才看出：她的“地位”其实根本竟争不过一些人的家世。而连长杨X华父母是收废品的，她们平常本来就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孩非常看不惯，尤其是对我喜欢读书恨得牙痒痒的。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这时先是指使同宿舍的四班班长将我读的书偷出来上缴，那些书是《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普希金诗选》、《奥勃洛摩夫》、《双城记》、《圣西门文集》等等，还有一些马列著作与中学数学课本， “封资修”的东西自然是不会还给我了，关于我自学数学的事，据一位同伴告诉我，李指导看了以后轻蔑地说：“难道她还想读大学?”
　　我没有理睬她们，照样按照我自己的方式生活。然而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所住工棚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从门口到门对面的树上斜着扯了几根绳子，上面是二十多张大字报，每一张上面有几句话，都是批判我的生活方式。比如我在一个小陶罐里养了一株小兰草，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读书，被她们斥之为满脑子封资修思想，把毒草奉为神灵;我有一件在当时看来非常漂亮的花的确凉衬衫，被她们说成是不健康;还有的话就直截了当地恶毒攻击我的家庭出身，说是受了我家庭的不良影响，梦想恢复我们家解放以前的剥削生活(其实我家解放以前是什么生活我至今也不知道);还有一张上面的话多一点，讽刺说我每天在做数学题，是梦想念大学，而大学的门是给无产阶级的子弟开的，所以我想读大学是痴心妄想，简直是瘩蛤蟆想吃天鹅肉，除了“变天”以后才有可能;最极端的话是说我学马列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我抄在本子上的《诗经》里的一首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则被她们牵强地说成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我与黄建平之间的友谊，被她们说成是我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青年，具体罪证就是我为她扎了一些小纸花，做成花束放在她的床头。正看之间，杨连长与副连长赶了过来，杨冷冷地间我：“看了有什么感想?”我看了她们一眼，李指导正似笑非笑地站在20几米远的地方 冷眼旁观，于是我爱理不理地说了一句： “就这些?你们继续努力吧。”尔后我采取了自己的对抗方式，不为她们出“八一特刊”墙报。而她们对此的反应就是开了一次全连大会，逼我坐在后面听，李指导反复讲述连里在反资产阶级腐蚀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最后还将毛泽东批评林彪的一句话变了一下：“有人以为地球离了她就不转了，我们没有她照样办墙报。”如此等等。不过以后连里还真没有再出墙报，
　　直到国庆节时，她们才让连里的文书徐梅英来找我，为人灵活的徐说了不少好话，我才恢复出墙报的工作，但再也没有任何热情，敷衍了事。以后我一看到那些“铁姑娘”的刊头就倒胃口，觉得这类女人都是缺少人性的雌性动物。
　　连里面的小姑娘，大多数对这种事情没有很多热情参与，只是被动地应付连干部们的差事。只有那位三排排长、地委副书记的女儿李建X既出于表现欲，也出于嫉恨，每天非常起劲地用她那可怜的毛笔字与病句百出的文字继续“创作”她的大字报，我常常看到她挪动着胖大身躯，兴冲冲地拿着大字报跑到我门口张贴。有一次还担心我不看，居然在我住的工棚门口用她那口纯正的普通话高声朗读了半个多小时，希望能以此加深刺激。我当时仅仅是凭借理智的力量支撑自己，继续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每天下午做十道数学题以后，就与同室住的李梅珠——她与陈武萍、林暑英等几个是少数没有表示与我疏远的伙伴——等人去沅水河摸田螺。我们当时吃得很差，每天都有饥饿感，就用那种方法改善生活。然后将摸回的田螺放在门口，我开始讲故事，其他班排的一些没有太多前途考虑——也没有资格考虑的姑娘们便一边听一边帮我们用针挑田螺肉。挑完了以后李梅珠拿到农民家里借火炒熟，给我们宿舍里的姑娘补充一点蛋白质。好友黄建平也尽量在晚上陪我散散步，爬爬山。在开会宣布批斗成果的第二天，整个连里的气氛非常压抑，我一个人走了几十里路，到黔城镇的王昌龄故居芙蓉楼去了一趟，那里珍藏着一些唐宋名家的书法碑，有黄庭坚与秦观两位的词。独自在芙蓉楼里弥漫的历史烟云中坐了好几个小时，我仔仔细细用我当时全部知识积蓄所形成的那点智慧反观了一下我的生存环境，更加坚定了自己简单的信念：尽管知识被贬成越多越反动，但与此同时愚昧并没有上升为褒义词。为了让自己免于沉沦与愚昧，我必须坚持读书。我从心底里耻笑这些人的无知与卑劣，我没有理由为她们的无知与对人缺乏善意而惩罚自己。
　　这段时期持续了一个月以后，这些连干部终于使出了最恶毒的一招，用政治暴力摧毁我与黄建平的友谊。
　　黄建平父母是一个大国营企业的中层干部，她的妈妈是该厂政工处处长，家境好，人也长得很美，善良单纯，是不少男知青暗恋的对象。当时在连队里做保管员，不用象我们一样天天出工。她比我们早去两年，参加修铁路的原因与我们不一样。她那一年的初中毕业生有三条出路，一是去修铁路，据说是锻炼;二是读高中，三是下乡。最好的路是修铁路，这样去修铁路的女孩子有十几个，都是干部子弟。我们是坚决不肯下乡的死硬分子，过了两年逼到铁路上去，算是政府下台阶的一种解决方法。于是先去的女孩子就成了播音员、保管员、施工员、排长或炊事班长之类。这十几个人虽然后来不在一起了，但始终保持着与我们后去的这批人的距离，自成一个小圈子。应该说，在那个小社会，黄建平与我不属于一个阶梯。也许是出于一种崇拜，她主动与处境并不太好的我接近，我也喜欢她的善良与体贴，我们成了好朋友。在那两年时间里，她的友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其实我们除了生活情调之外，没有太多的共同爱好，她与我的那些处在底层的伙伴一直有距离，维系我们友情的主要是理解与她对我的尊重。
　　连干部们找了黄建平谈话。谈话内容怎样，我不得而知，只知道结果是她回了一趟家。与此同时，与我玩得比较好的林暑英等人也都一一被找去谈话。黄建平这一去就一个多月。以前她离开我是要给我写信的，哪怕就是去一趟芷江，也要托人带个话给我。而这一个多月内我没有收到她的信，还是从别人口里知道她要回来的消息。这些迹象已让我隐隐觉得不对。她回来以后，趁我不在时，将她从家乡带来的一大包炒面和半斤白糖放在我的箱子上(我拿箱子当桌子用)。但此后一直避开我。出于自尊，我没有找她。由于故意躲避，我们以后也很少碰面。再过了几个月，来了招兵的人，她妈妈与我们的一位军代表是同乡兼朋友，家里人通过活动，将她招到北京某部队去了。在这件事情上，李指导对她还是实行了卡压，最后让她家里多带一个指标，将连里一位姓岳的女孩子一同招走才算了事。她的离去，对我们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因为再那样呆在一个连里，实在太尴尬。
　　而连干部们毕竟自己也处在青春期，再怎样“革命”化，也还有七情六欲，她们当时对几位全指挥部注目的男青年的关爱是人所共知的——这几位家世都不错，父母是我们家乡的一些有点实权的人物。由于是在指挥部里从事文职与技术性工作，平常也穿得干净体面，无论是干部还是知青都知道他们只是在修铁路这一段时期才与我们暂时同一段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身价”。我们经常见到李指导与杨连长等几位在连部摆上鱼肉酒之类招待那几位，有点好吃的水果也托人带话请他们过来尝鲜。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没见她们与那几位擦出火花，延续了半年多的交往始终还是群体活动，那儿位男知青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们虔诚“上贡”的同时，倒是与另外几位女孩子恋上了。但是这些家世相差悬殊的恋爱基本上没有通向婚姻，这些男青年招生、招干走了以后，都或先或后地与自己的女友分了手。最惨的是一位王姓女子，当时的恋爱对象是地委组织部长的公子，这位公子爷一进学校门之后就与他称之为“善良纯朴”的恋人断绝了关系。这女孩受了刺激，据说精神已不太正常，前些年我回家乡时，听说她还没有结婚，与当年的知青伙伴见面的谈话内容，还是那位早年恋人，谈话中还屡屡展示恋人当年写给她的几封言辞华美的情书。另一位副连长最终出了一些事情，她悄悄去芷江的湖南铁路分指挥部医院流产，这件事被医院通知邵阳分指。消息象炸了锅似的，为沉闷的知青生活平添了不少谈资。男方是谁，猜测纷纭，后来大家从小道消息知道是某位家有妻室的带队干部的“杰作”。这位副连长长相不错，是连干部中间相对较老实的一位，但平常也‘很“革命”，尽管我们都很烦她，还总是不厌其烦地让我们学报纸与文件，抓大家的思想工作，重点是不准大家 多与男子连的人接触。她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们要让党放心，回去时不要多一个(指未婚生孩子)，也不要少一个(指死亡)”。结果没想到最后是她自己“多一个”了。这次事情使得被连干部当坏人训斥管制了好几年的知青们大大快意，因为她们再也不能在我们面前扮圣洁的革命女干部了。此事的讽刺性打击，加之那些被招生、招干、招兵的干部子弟陆续走人，原来对前途充满憧憬的连干部们什么也没得到，心也就慢慢散了。而一向不太团结的知青们终于悟出“窝里斗”没有成果，再斗争得惊天动地，拿别人做阶梯，招工招干招生还是与大家无缘。于是变得空前团结，与干部们变着法儿斗，李指导与杨连长一再也弹压不住，李指导改变策略，有时陪上笑脸找大家套近乎，包括偶然向我请教一两个古典诗词方面的问题——她是想增加与那些男知青谈话的本钱。我则不卑不亢地告诉她，那是封资修的东西，我已经全忘记了。杨连长的那张带有愚蠢表情的脸变得更难看了，成天发脾气，但除了她的两三个心腹之外，已没有多少人在乎她的喜怒哀乐了。恋爱的知青与准备恋爱的知青都非常忙碌，每天都到各连队串门，打平伙(凑份子打牙祭)。还有一些男知青则终日无所事事，偷当地山民的鸡与水果，或是与附近的长沙分指的知青、铁二局的四川工人们打架，四面出击，闹得鸡飞狗跳。一些女知青则为男知青这些“壮烈行为”激动不已，每天跟在男知青后面观战，再回来向我们传达这些令她们心旌动摇的消息。对这一切我冷眼旁观，就在大家轰轰烈烈地上演各种变了味的青春闹剧时，我学完了中学数学，也正因如此，后来我在高考时数学这门科目才勉强拿了几十分。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以及列宁的一些著作我都是在那一时期读完的。对于那一段生活，我没做任何笔记，因为我们当时是十来个人住一间工棚，生活没有任何私秘性，我还得防止同宿舍的班长再干告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