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文/何清涟）　

　　到了1975年底，一小批人进了工厂，虽然都是棉纺厂与铸造厂这类厂，但还是要经过知青们家庭实力的一番大较量，只有少数几个人凭借与干部们的关系进了这两个厂。没有能够招工的人回到老家，各自找点事干，我读小学的母校让我回去代了一学期课，教五年级的语文。到了1976年8月市政府又下令将我们集结去吉首继续修铁路。因为到了后期我们已变得相当难管理，故采用“掺砂子”的方法，将我们分成三个排，分别与邵东县、新邵县、邵阳县的农民民工呆在一起。。而此后各个点的知青命运就大不相同了。我们二排只剩下20多个人。五班的李某某继续被孤立，刘某某已与另外一位当年在炊事班掌管发热水大权、人见人厌的女知青交上了朋友，“相濡以沫”地过日子。其余各位变得出奇的明白，多多少少开始互相关照，总体方针是不与邵东的女干部合作。而我们的处境之所以能够变得好一些，也与邵阳市派出为我们带队的干部善良有关。这位女干部叫作曾德范，是个三十七八岁的女子，很和善，据说在体制内吃不开，是极少数做了多年国家干部没能人党的人，因被排挤，才迫使她来带队。她开始也对我们与陈武萍等人保持高度替惕，但一个多月以后，就与我们几个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据她告诉我们，李指导与杨连长特别叮嘱她，要对我们几个提高瞥惕，因为我们家庭出身反动，思想落后，爱出坏主意，纠集众人与连干部对着干。而曾则认为，“你们其实很好，怎么她们要那样说你们呢?”与曾德范在一起的半年日子过得比较轻松，因为她从不强迫我们干超过体能限度的重体力活，她是副连长，对那位面目可僧、语言无味，每天将我们骂作“小生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邵东县妇联主任孙X华(邵东女子连的指导员)，她其实也厌烦。这位被我们背后呼之为“半夜鸡叫”的孙X华大字不识几个，但却革命激情高涨，经常将马列毛的语录背错，我让她出了好几回丑。有一次我请求她解释小生产是什么意思，并要求她界定我们每天用锄头挖山是小生产方式还是大机器生产，是不是只有使用大机器生产的才是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她恼火之极，瞪了我一眼走了。曾德范对我们捉弄孙x华的恶作剧视而不见，与我们算是真正“打成了一片”。其他地方的男知青的遭遇就很惨，有好几位因为与当地少数民族打架，或者与本连队的农民斗殴而被判死刑，宣判时将他们押到各知青点来游斗，我们知道要游斗到我们那里来时，大都避上山去，以此表示我们的同情与抗议。到了1976年底，枝柳铁路通车，我们都回到家里等分配，家庭条件好一点的进了集体企业，还有一些进了附近县城里面的集体工厂。而我则因档案里被早先那批连干部写上一些话，如受家庭影响，思想落后之类，一直没有招工。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所在的居委会不让我参加考试，直到1978年下半年，一个朋友的舅舅帮忙联系到一家校办工厂，才算是有了一份工作。到了该校以后，那个学校缺教师，党支书看我有能力，让我代课，教一个班的语文。1979年我通过高考上了大学，才算是从此告别了这一段充满了噩梦的生活。
　　我始终不想面对这一段生活，不是别的，而是因为这段生活有太多的叛卖与无耻，让我对人性失望之极。我上大学离开邵阳市以后，几乎没有将这消息告诉任何当年的伙伴。然而山水总有相逢时，命中注定我毕竟还是要与当年的一些人相遇。那位李建X被推荐上的大学，就是我后来考上的湖南师范大学，那时工农兵学员的黄金时期已过去，她因为丈夫的原因留校做了外语系资料室的资料员。我们曾经在校园里碰到过两次，谁也没理谁。但是她很“关心”我，总是找一位与我有来往的朋友——一位与她同一年被推荐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男知青打听我的消息，然而她失望了，因为到了一个正常的世界里，不会再发生当年那种特殊环境里发生的事情。她的“显赫”家世给她铺好的路，已经延伸不到另外一个她父亲权力不能到达的领域。至于后来她所了解到的有关我的一切，只会给这位当年地委副书记的千金以深深刺痛。去年我曾去她现在工作的学校讲过学，那热烈的场面对她的刺激非常大，因为她本人尽管不做学术研究，但她所处的环境使她不会对“学术”毫无所知。这一点从她总是特别“关心”我可以看出。当那位与她有联系的朋友告诉我她对我的“关心”后，我请那位朋友转告她，如果她为了让自己心境平静，最好是再也别以任何方式“关心”我，也别再继续沉溺于当年可以任意践踏我人格时的“光荣岁月回想”。
　　至于其它的知青与连于部，基本上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无意去她们面前炫耀今日的“成功”，也不想再去重新检视往昔生活中那一处永恒的创痛。我没有将我的任何著作送给她们当中的任何人，对于我来说，她们已经消逝在茫茫时空中。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当年不辞劳苦参与整我的连干部，现在竟然要来找我。我无话可说，只得告诉她，不用来了，有事请在电话里面讲。她沉默了，我放下电话。当天晚上我失眠了，那几年知青生涯中经历过的所有不幸，所有屈辱全都电光火石般地重现脑海，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我自己都不知道当年那么弱小的我是怎么挺过来的，而且居然从没有流过泪。我想，你们谁都不应该再来找我，我想忘却这一切，我早已在心灵深处为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筑了一座坚实的坟墓。
　　然而三天以后的晚上，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的住址，与她的姐姐、女儿一道来到我家。她这位姐姐从小就当兵，一直是她的骄傲，我们经常听她自豪地讲到这位姐姐。看来她的姐姐与女儿并不太清楚我们的真实关系。我强压着心里的不快，等待她说明来意。她寒暄了几句后就说，当年我们就知道你后来会与我们不一样。我没好气地说了一句：“当年是不一样，当成批斗对象，享受四类分子、阶级敌人的待遇。”然后我抬起眼来看着她，想看看这些当年对人毫无善意的人的面部表情。从她的眼里，我看到了一丝哀求的眼光。然后她说，那也是时代造成的。不想再敷衍下去，我问她有什么事，她才说了她正在读大专的女儿第二年要毕业，需要找一个新闻单位实习，望我帮帮忙。
　　那几分钟之内，我脑子中转了好几个念头。我为什么要帮她?当时若不是我坚强，在那种压力下面，我也许会自杀。一排那位经常被杨连长施加精神虐待的姓朱的小姑娘，刚去修铁路时活泼聪慧，斯文可爱，由于无法与杨连长纵容与鼓励的各种恶意对抗，仅仅过了半年多时间，见了人就显得非常自卑，整个人生信心都被她们的精神暴力摧垮了，后来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些连干部运用政治暴力整我长达几个月，而理由仅仅是因为我与她们不一样，不想生活得象一头没有头脑的猪，不想生活得像她们那样粗糙，凭什么?如果说是时代使然，但六连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的连队干部也不是如此这般。这一切与她们那几个人尤其是李指导员及杨连长的本性有关。这位副连长尽管不是策划者，但她始终参与这些事情，从未对这种做法表示过丝毫异议。我抬起头来，与她的目光相逢，她眼中哀求的神色提醒了我：她今天来找我，只是因为她是位母亲，她倾尽力量让女儿自费读大专，只是为了让女儿有个好的前途。为了女儿找实习单位这种不大的事情，竟然不惜来求当年的“敌人”。她如果是为自己，我相信她不会来，但为了女儿，她来了。我必须体谅她做母亲的心情。我自做了母亲以后，才理解了“舐犊之情”那沉甸甸的份量。多少人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为了孩子却委屈自己去做。晚明名士冒辟疆自己终身不仕清朝，但后来复明无望，为了给孙子谋一个小官，不惜到处低三下四地求人，当年的风骨荡然无存，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想了想，让她留下电话。第二天我帮她联系到我所在报社的经济部，但我并不想见她与她的女儿，只是在电话中告诉她们怎样与我的同事联系。我的同事以为是我的熟人，尽力从各方面帮助小姑娘。一个多月以后曾想告诉我小姑娘实习的近况，我将话岔开了。小姑娘什么时候走的，实习情况怎样，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小姑娘看我不说话，告诉我：“你们的事情，我妈对我讲了，她说对不起你。我能找到的有关你的书与介绍你的文字，也拿给她看了。前一个星期她CALL你，你没回机，她当天晚上就失眠了。其实她心里对你挺抱歉的。她还告诉我，那时在批判你，你一直不理睬，只管读你的书。”
　　面对小姑娘，我能说什么呢?她生活的年代是改革开放时代，人多少活得有点人的尊严了。她无法知道我们当年经历过的那个发疯的时代。我们那一代人其实都是时代的牺牲品。在该长营养时，我们遇上了自然灾害;在该学习时，我们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与老三届不同，“文革”开始时小学还没有毕业，“文革”中挖了一年防空洞，就算初中毕业了，大家的基础知识严重不足。后来恢复高考后，我们这一代能进入大学的比“老三届”少多了。我们两个女子连两百几十人就我一个人上了大学，男子连的一七百多人当中可能还有两三个读了大学或大专的。其余的大多散落在一些在当时来说就不太好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方式是世界工业革命早期的手工作坊。很多人的婚姻也是在一种将就状态中解决。等到大家进入中年后，又正好碰上企业改革，在已经到来的专业化社会里，他们没有自己立足的一席之地，大多数人已掉落到失业大军当中。大多数知青回了城以后就没有联系，即便是曾有过的友谊也都随风飘散，没有在后来的生活中延续下来。我理解这一点，因为无论是施虐者还是被虐者，抑或是观看者，都难以面对前尘旧事，那段历史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被“剪掉”了。前几年知青时代的朋友陈武萍来我家里住过一个星期，断断续续地谈了当年那些知青伙伴的生活状况，没有几个人生活如意。不少人己经提前退休，头发过早白了，但为了生存还得在城市的夹缝中苦苦谋生。即便是当时高高在上且可以随意折磨我们的几位连干部，过得也不是太好，因为后来提拔干部讲究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她们除了“年轻化”之外，另外两条沾不上边。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知青伙伴们已经淡忘以前在一起的种种争斗怨恨，目前生活状态相若的一些人开始有了一点来往。我静静地倾听着，没有打断她。其实本来她不谈，我也知道她们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即使她们有的人物质生活充裕，我也不会认为她们生活得好。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她们既与中国古代文化绝缘，也与近代以来的世界精神文明无缘，生活在文明社会中，却与一切文明绝缘的人是不值得羡慕的。作为女人，她们大多数从没有真正“年轻”过，生活粗糙，青春的热情被严重压抑，而在迟来的春天里，对男女情爱的体验绝对不会深沉有致，大多数人的婚姻是出于生活考虑。我曾与她们有很近的生活距离，但从来就没有真正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精神世界里。她们全部的精神资源来自于“文革”及“后文革”教育，这就注定她们除了物质上的东西之外，没办法从生活中追寻超越性的真、善、美。
　　没有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就面临着一种最彻底的丧失。我与她们曾经共同生活在阴沟里，区别只在于自我拯救方式的不同。一些人忙于搅动阴沟中的污泥浊水，我则始终仰望遥远的星空。
　　在前几年怀旧成了一种狂热状态时，我正在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我们那一批在湘西修铁路的1000余人，因为没有产生过作家，所以那段生活就永远埋在时间的尘封里，没人知道那1000多个生命是以怎样的方式承受过那个疯子年代的沉重与荒谬。随着岁月的层层淤积，往事渐渐变得渺如烟云。我几乎不对任何人谈起这段类乎于疯人院的往事。1992年我曾帮怀化地区谈一个项目，负责招待的李专员提议我到当年住的里坪去看一下。当年李是安江县委书记，曾在我们驻扎的里坪蹲过点，与我们几个知青很谈得来。后来我们回家路经险峻的雪峰山，刚爬到小半山腰，车辆抛锚，有人想起山下是安江县，提醒大家找李书记，结果获得免费招待，他还担心招待不周，晚上10点多了，还来县委招待所看我们。坏掉的车也是他让人连夜修好。由于是“旧识”，加之当时怀旧成了时尚，李专员以为我一定想去旧地重游，所以提了这个建议。我没有拒绝，在地区医药局李局长与其秘书的陪同下，冒着霏霏细雨，先去了黔城的芙蓉楼。一切依旧，空气里还是弥漫着泥土的芳香，镇上的那些木板房也还是依稀当年旧模样，’时间仿佛在这个小镇凝结了，镇上没有看到人，只有几个小孩在细雨中玩呼啦圈，表明这个小镇也在追逐着今天的时尚。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呆一会，请李局长一行人到停车的地方等我，然后沿着青石板路缓缓拾级而上。一切都没有变，还是近20年前见到的旧模样。我独自坐在山墙下那古藤环绕的回廊里，眺望着外面宽阔的沅江，脑子里一片空白：这就是我曾经生活过5年的地方?我曾经设想过自己回到这里时，心境一定会象希腊神话的尤利西斯望着那曾抛洒过他的鲜血，留下他撕碎的肉的岩石一样。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站起身来，一步一步地登上了芙蓉楼，仔细触摸着楼梯的扶手，观看着墙上的种种刻痕。王昌龄那首流传千古的名诗“芙蓉楼送辛渐”还在那块碑上，就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永不应该再做这类访寻旧梦的事情。过去了的，就永远让它过去。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没有谁是赢家。
　　然而，“过去”还是时常来叩我的门。总是有人来找我，而且绝对不是“叙旧”，这几个人基本上都是当年在指挥部里工作的干部。我尽其所能地帮了他们。但拒绝与他们见面，都是用电话办完事情，让他们直接去找我托的人。我一直站立着，不想看别人那混合着愧意、感谢与讨好的笑容，不想再忍受一次对人性的失望。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新的生活，尤其是建立了我对人的信心，我不想再让她们的出现破坏我心灵的和谐。我理解国共两党的将军们在战场上当年厮杀得惊天动地，而到了双方年事已高时却又握手言和的心境，时间确实是医治任何创伤的良药，更何况我们的同胞斗争了一个世纪，从最终意义上来说，谁都不是赢家。这种斗争的本质就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把善说成不善，把美说成不美，并将丑恶作为时代精神加以弘扬等等，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这类斗争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而我们那个小小的知青连里这点小小漩涡只不过是大千世界的一个微缩景观而已。与一位伟人的预言不同的是，世界没有“在对立统一的斗争中螺旋式前进”，而只是在斗争中逐渐坍塌，包括他自己苦心铸就的威望与辉煌。可悲的是我们至今还深受其斗争哲学的影响，以为在“斗争”中可以求前进。不少人一看到别人的成就，不是去发现其原创性与其独特在她们“围剿”我的斗争中，我其实已经赢了。因为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已经证明她们是错的，被她们所贬斥与批判过的东西正是她们生活中缺少的东西，而这些美的东西是值得人去追求的。与她们后来终日苦为稻粱谋的困顿相比，我丰富的人生体验本身就已是财富。就阅历和见识来说，我己高高地登上了山顶，我又何必拿当年那个发疯的时代曾经发生的事情来折磨自己呢?作为长辈，我愿意对她讲讲往事，让她知道当年还有那么一个荒谬的时代。我自己的儿子太小，他的时代与我的时代相距太遥远，将来也许不太可能明白那个时代的故事。我现在坚持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不要让当年的疯狂时代重现。为了这一点，我也愿意打破自己不写回忆的惯例，将这段经历写出来，让后人知道曾有这么一个荒谬的时代，一些普普通通的青年人曾经遭受过的苦难。
　　我还告诉小姑娘，我什么都可以原谅，但独独不原谅她们使用政治暴力破坏我与黄建平的友谊。因为从那以后，友谊的神殿在我来说已然倾塌。但是我还想说一声，如果此生此世我有机会，我一定要当面告诉黄建平，我早已原谅了她。毕竟她遭受到种种压力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姑娘。我的记忆里，她还永远是那么美丽和善良。
　　反观整个二十世纪，人类的一切灾难其实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是人类所种的一切恶果，最后还得要人类自己消受。当年，德国诗人海涅的一首诗曾经让我傲视一切无聊与喧嚣，今天我要将这首诗送给一切处在艰难中的人：
      我要登上山去，
      那里有高高的枞树。
      溪流潺潺，鸟鸣唤唤，
      还有悠悠的白云在山顶驰驱。
      我现在正向高处登去，
      骄傲的绅士，可爱的淑女，
      在高高的山顶上，
      我将俯瞰着你们微笑。
                                                                                                           写于1999年7月27-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