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侯老汉 （纪实/霍绍武）

       在哪个听毛主席话跟党走的年代里，命运不但让我在南山的旬阳参加了三年襄渝铁路建设，又戏剧性的让我到北山的旬邑和当时的最底层的中国农民摸爬滚打了5年。其中的苦乐酸甜也算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吧。

       那是1977年10月份，也是我在旬邑工作的第四个年头吧，当时我在城关镇，西关大队蹲点。按照县里部署，蹲点干部必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吃饭就成了我最头疼的事了。那时是吃派饭，当时人都很穷，也不讲究卫生，我曾多次见过有用袜腰子擦锅洗碗。尤其是末淘净的麦子及石磨推的面，吃起来满嘴的土腥味和锃锃的磨牙声...。但你不去的话，淳朴的村民会满街道的寻你，或在家死等。念及他们是专门歇工做的饭，况且还有一个“阶级感情”问题，让我左右为难。

       当然乐趣也有，那就是和村民席炕而坐，聊着前三十年后二十年的事情，倒也乐在其中，我也时常为他们解决一些例如：调剂活路、补助棉被、救济粮款等小事。那天轮到侯老汉家管饭，我早听说候老汉是全大队唯一的一个无儿无女的外乡人。见面一看，其人瘦高的个子，黑黑的脸，由于牙齿稀疏吧，腮帮瘪瘪得，显得颧骨有点高。看到家里收拾得还算干净，窑洞里除了摆着一圈坛坛罐罐，仅有的一个板柜算是件像样的家具了，有意思的是炕围子上竟然贴了一圈国民党时期的金元卷，花花绿绿的，十分惹眼。搁着炕沿，我清楚地看到，笼中间除为我专门蒸的几个白面馍外，其它都是麦麸参杂一起的黑馍。一盘精心调制的黄花菜，表达着主人对这顿饭的重视。虽然侯老汉是60多岁的人了，但和我这个20来岁的蹲点干部说起话来还是有点畏畏缩缩。闲聊中他小心翼翼的提出，想解决他家的口粮问题。当时农村实行的是《三基本卡一基本》，即：村里的三项基本任务的任何一项完不成，你的基本口粮就大打折扣。侯老说;我无儿无女，老伴和我都腿脚不灵，打不下猪草，养的猪总出不了栏，收购站不收。摊派的积肥任务，每天天不明就往山上担，也完不成方量。只有每月交鸡蛋的任务还算能完成。所以每年的口粮都是向生产队预借，最后扣钱。（其时，当地队里的每一个劳动日才一角九分钱，）每次借粮就像上战场一样紧张，看惯了队长的白眼。听到这样的情况，我想也没想就一口应承下来了。侯老汉说，他一生很冤也很苦，出门这末多年也没敢回家。问其原因，才得知了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故事；

       原来侯老汉官名叫侯月义，安徽人氏，是一个34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快到陕北时，先遣部队派他们连来旬邑征集粮食，其间侯老汉受风寒，高烧不止，当地郎中说是肺炎很难治愈，经他们连长同意暂留当地养病。我曾开玩笑的说：是否开小差了？他认真地说;有连长的条子，现在还存着呢。随后他翻箱倒柜的从一个包里找出一个用帽子裹着的旧塑料本子皮。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非常文物的红五星八角帽；淡淡的颜色，毛边的红五星，典型的粗线织物，稀的能透过外边的阳光。塑料皮里夹着一张当地人用来糊窗子的麻纸，上面歪歪扭扭的两行字，记录着侯老汉的荣辱。“同意我连战士侯月义在此养病，不得叛党，尽快归队。连长：张建中”，没有年、月、日。我问他，怎末没找组织反应呢？他说：找过，大队说我是逃兵，县里说莫法查清。我怕把事搞大了，说不清也就罢了。几十年了总是个心病。

       对于这方面的事，我还略知一二。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凡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部队都属于中央红军，都进行过详细的造册登记。只要中央档案馆有张建中这个人，侯老汉的事就不难搞清，因为它是经过连长同意养病的，手续合法，也没叛党，没有归队的原因很多，但无论如何也不算逃兵嘛。我问他，病好后为何不追部队去？两万五千里长征，再差二百多公里你就革命成功了，如果坚持到底，最小现在也是个乡镇长了，还用得着为这每月的50斤口粮到处求人看脸？侯老汉说：原想，当兵为的是吃粮，没想到一天到晚没黑没明的赶路，莫吃莫穿，还要隔三差五的打仗，躲飞机。走了一路战友死了一路，害怕呀！看到旬邑这地方地多人少，白面馍比碗口还大，就有了想法。也就没有走。

       看着老人那张历经沧桑的脸，心里不知是什莫滋味，也许是我那时年轻，易冲动的缘故吧，当时我气正腔园地说:你有错误，但绝不是逃兵，县里解决不了你可以去北京，拿上这批条、八角帽、直接到中南海。没人接待，你就拿着八角帽挡小车，会有人为你解决问题的，你原来是中央红军，现在找中央，名正言顺，相信中央对你们这部分人是有感情的。

       说实话，慷慨陈词后我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了两天，当我和队干部协调后通知侯老汉领粮时，他老伴说;"他到北京去了，说是霍书记让他去的"{其实那时我只是一个挂不上品位的镇团委书记}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上，心想：侯老汉几十年末出过门，人生地不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随后的几天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赶快回来。

       一个礼拜后，侯老汉回来了，我赶忙跑去看他，只见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兰棉衣帽，红光满面。见到我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深深的一躬，连声说：感谢了！感谢了！北京对我可好了，什莫问题都解决了。我忙问他北京之行的经过，他眨眨饱含泪水的眼睛说：给你管完派饭的第二天，我拿了几十年前攒下的22块大洋，到县人民银行换了55元钱，背上铺盖，买了张三块七毛伍分钱到西安的汽车票，又找到了火车站。他说:几十年末见过火车了，真气派！经人指点，又用19.5元买了张去北京的火车票，一路上就挤在车厢连接处，很冷。饿了啃口干馍，渴了就用手捧着喝口凉水。出门带的新被子也叫人踩的脏兮兮的。他说;北京人真多，天天都跟赶集市样热闹，汽车一辆接一辆，没有重样的。到了中南海，看到那阵势，吓得我直冒冷汗，不要说挡汽车了，就是往前靠一点，腿都发软，门口站岗的也根本不让进，左右为难时，我想起了你给我说的话“我是中央红军，又不是逃兵。”后来我就拿着八角帽不顾当兵的阻拦，当了好几辆车。有的说让我找民政部、有的说让我找军委。终于，有辆车下来一个人在门卫打了个电话，从里面出来个中年人，用小车把我拉到接待站，详细问了我的情况，很欣赏的翻弄着我的八角帽。后来用一个大纸袋把我的纸条及帽子都带走了。临走时给我找了一付碗筷和饭票，吩咐我，早上用白票、中午用黄票、晚上用红票。北京人办事真快，第二天就来人了，反复问我有什莫困难和要求。我说:这几年欠了生产队的80多元钱口粮款，每年队里都催着要，是我的一块心病。他们还问我：房子漏不漏？潮不潮？我说;我有两孔窑，冬暖夏凉，好得很。问我身体怎样?我说：多年末得过大病，小病扛扛就过去了，老伴也可以。人家还给我带来了一身兰棉衣棉裤棉帽子。说北京天气冷，小心受凉，又给了我30元钱，说来北京一趟不容易，这两天你好好转一转，过两天再来看你。可是我那敢转呀，怕误了事，几天连大门都末出。第三天，那两个干部来了说，你的事情我们已经核实过了，你是为革命有过贡献的人。我们已经和你们县上联系了，但还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1.将你和你老伴转为城市户口，以后不用再在生产队领粮了。另外每月补助你45元钱，相当你们本地24级干部的标准。

       2.欠生产队86元的借款，本次一次补齐。

       3.另支付你50元钱，用于来回往返路费及途中伙食补贴。

       当时我激动得一再表示，末意见！末意见。于是我在一张纸上按了手印。临走时他们又交给我一张封信说：回去交给县民政局就行了。

       听完他的叙说：我笑着说他傻，“人家问房子，是想补助你建房费，问你的身体，是想解决你的医疗费问题，只要开口，补助个三五百也没有问题，这可是你多少年也挣不来的呀!”侯老汉憨笑着说;以后每月都有45元钱，我和老伴是用不完的。同时他也诡秘的说;"其实我欠生产队只有八十元多一点，已经多给了六块钱了，"看着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满足的样子，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侯老汉的身份变了，还有了些传奇的色彩，有的人说，是侯老汉的当年的连长给他办得这事，有的说，当年红军到陕北后，他的名字就被人家登记到中央了...

       第二年县里为照顾他，又在县医院给找了份看大门的差事，又增加了30元的收入。侯老汉正儿八经的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他腰杆倍直，红光满面，再也不是那个死盯着长不肥的猪，总也走不到头的崎岖山路的那位愁云满面的老人了。

       谁也再不会将一个逃兵和他画等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