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干户（回忆录/霍绍武）

       安徽小岗村的十六位农民签订“生死约”的壮举，拉开了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唱红了中国大地。当年的领头人早已成为农民英雄，风光无限。在赞赏他们的勇气同时，我总是想起一位饱受歧视，忍辱负重、备受艰辛的陕西农民。他历经各项政治运动，在社会的夹缝中顽强的生存着，他虽然是一个农民，但不是一个社员。他的故事让人敬重让人难忘，他才是真正意义上承包责任制的先驱。

       1973年，我从襄渝铁路建设退场后，被提干分到了一个叫陕西旬邑的山区小县。这里山大沟深，是典型的黄土沟豁地带，纵横的深沟把这里割成七八个块块。著名的马兰劳改农场就在这个县的东北角。这个县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那时的老百姓只是靠广种薄收来维持生计。

       刚到县里报道，就遇上夏收秋种的中心工作，县委组织部给我们开了个简单的欢迎会，就把我们匆匆的打发到各个工作组了。我那时还不满20岁，身单力薄，人家都戏称我们是娃娃干部。我和县农业局的李局长及水利局的段局长分到一个工作组，组织部的张部长说：你们这个组是为旬邑县守南大门的，是外界沿公路来我县的门户，直接关系到我们县的第一印象，是反映我县干部群众贯彻上级指示的晴雨表，不可马虎。

       带来的行李还未打开，就又背上出发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旬邑县土桥公社的牛家屯庄，和淳化县最北边的胡家庙公社沟地相连。看起来这两县没啥区别，地貌相似，都是地坑土窑。唯一能辨别的就是两县交界处的公路上，竖着一根标志，箭头南边为淳化县，箭头北面是旬邑县。再则就是堤畔上一排宽大概15米，长大约近百米的杨树林。

       说实话，在那个形式主义的年代，居住在南大门的老乡是非常辛苦的。三夏要比淳化提前结束，秋粮要比他们先种，植树要比淳化县多，要横成行，竖成列。连地里的粪堆也要倒成三点一线。那时化肥是计划供给的，非常缺。生产队饲养室的肥根本不够。工作组的两位局长只好带着积肥队挨家挨户，打锅头换炕，放老墙。劳力不够，就让社员们三晌变五晌。老百姓个个忙的灰头土脸，我那时也跟在两位局长后面瞎忙活，从不敢偷懒。叫人开会，拉杆放线，出通知，做记录，一天也马不停蹄。

       有一天，我和大队书记到离村较远的田里放线植树，来到一个沟边，远远看见沟对面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梯田格外显眼，茂密的树荫下坐落着一户农家小院。我好奇的问大队书记，这里怎么还有一户人家，是不是淳化的。书记蔑视的说：那是个单干户，是咱村人，但不归队上管，是全县唯一的一个单干户，犟了一辈子，油盐不进。我吃了一惊！那个年代的单干户可是和现行反革命差不多。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胆大的人存在？越想越觉得，这一定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刁民。

       农村，特别是偏僻的农村，生活十分单调，一没商店，二没戏院，连个电影也很少看。村里的饲养室就是唯一的娱乐场所，因为那里有不要钱的煤油灯，有公用的烧炕柴。黑灯瞎火的晚上，不论小伙还是老汉，都爱到那里，鞋一拖、盘腿一坐谝谝闲传，说古论经。当然也少不了对我们工作组的闲言碎语。

       一天，我也饶有兴味的到饲养室 “赶了一场会”。老乡们看我年轻，就调侃欺生的说，现在三晌变五晌，弄得奶娃婆娘连喂娃吃奶的时间都没有，娃小时候受了亏，长大都成了麦秆人了，看谁还能种地。有人接茬说，旧社会也没有现在忙，好不容易熬到冬季农闲时，还要今天背着铺盖修水库，明天带上干粮修公路。一年忙到头，还是要靠吃返销粮才能度过青黄不接的二，三月。还有人说，你看人家沟里的单干户，冬天能把头睡扁，吃的馍比咱老碗还大。我反驳说，你们人均4—5亩地，还说没粮吃。说到底还是把地没种好。一句话虽把他们噎住了。但内心越发的想到单干户那里看个究竟了。

       有一天趁两位局长高兴，我提出到沟里单干户老汉的住处去看看。刚一提出，李局长立刻瞪大了双眼，严厉的说：“看那个瞎怂干啥？和共产党对着干了一辈子，互助组他不去，合作社他不入，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坏分子，没把他送去劳动改造，算是高抬他了。”看着局长的一脸怒气，我再也没敢吭声，但想去的念头越发强烈了。

       有一段时间，县里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两位局长都开会去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终于机会来，用不着给谁请示。我背上收音机，迎着朝霞，踏着清晨的露珠，顺着田间小路，飞快地来到了离村五里开外的沟畔。老远，我就看见了黄土坡上一片绿洲，层层的梯田错落有致的分布在半山腰，半人高的玉米齐刷刷地，煞是好看。就连角角落落的荒地也都栽满了各种树木。阵阵山风吹的树叶刷刷作响。与满目的黄土高坡形成巨大反差。我仿佛又回到襄渝铁路建设的秦巴山区，心里好不惬意。

       单干户的家在塬边下的背风圪老处，朝阳面的两孔窑是住人的，侧面的一孔窑内盘着个磨面的石磨子，窑后堆放着一些农具啥的。还有一孔是个驴圈。几棵有了年代的大树，把本来就不大的院子罩的严严实实，树枝间透射过来的几缕阳光，把院落妆点的斑斑点点。两只鸽子在窑沿上咕咕的叫着，一派祥和。

       闻声出来的崔老汉，得知我是驻队干部，即惊讶又高兴。他说，二十年来，你是第一个来我家的国家干部。他忙前忙后的给我端茶倒水，翻箱倒柜的拿出一些核桃、红枣之类的瓜果招待我。

       趁他忙乱之间，我细细的观察了这位饱受争议的老人。他中等身材，年龄不会超过50岁，古铜色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皱褶。一双皱皱粑粑的粗手，写满了老汉多年来的坎坷人生和艰辛的岁月。

       我顺便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小心翼翼的和他拉起了家常，还不失时机的给他灌输一些党的政策和人民公社的优越。当问及为何单干时，老汉沉默了很久，才叹了一口气说，土改时，我也想过入合作社，但实地一看，这哪是种庄稼，完全是“过家家”呢。各家有各家的想法，各人有各人的做法，干活都跟耍一样，个个都惜力的很，犁地犁的一扎深，锄草是猫盖屎。连龙口夺食的收麦忙天都不当回事。过去老人们常说，“人不勤地，地不养人”。我祖祖辈辈都是种庄稼的，跟他们一起干活都糟蹋了我这把式了。一气之下，我谁的组，谁的社都不参加了。

       我问起他多年来粮食够不够吃? 他说：“口粮没问题，就是太费人了。合作社之前，祖上留的地都在塬上头。人民公社后，土地都归集体了，我没入社，地就不归我了。没办法，我就在这沟里住下了。这没人要的地方，工作组也就默认了”。

       老汉顺手一指说：“你别看这面坡，现在层层梯田，满山的树。都是我和老婆起早贪黑，爬上爬下，开荒开出来的。那真是一把眼泪一把汗啊，把苦吃扎了。”他又指着一条细细弯弯通到沟底的小路说，沟那边就是淳化，是我常年背水踏出来的路，往返一次六里多。老婆干活太累了，就埋怨我说：“这过的啥日子，旬邑不管，淳化不要的”。我就安慰她说：“吃旬邑粮喝淳化水养人”。说完，他哈哈一笑又说：“这是自己哄自己呢。”

       我说，村里涝池有的是水，你何必舍近求远自找苦吃。老汉一脸认真的说，人要有骨气，当初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我不能沾农业社的便宜，让人家笑话我。这么多年来，我凭力气种地，凭良心做事，尽管我种的是坡地，是低产田。但，不管是丰年还是欠年，我从来没欠过公家一粒公购粮。

       我婉转的说：“看来你对现在很满足了”。老汉巴扎了一口烟，苦笑着说，满足啥呢，我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呢，其实，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老婆，她嫁给我，风风雨雨几十年，整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一来运动就吓得睡不着觉，没过几天舒坦的日子。再就是我的儿子，由于不是生产队的人，村里的大小活动都没资格参加。儿子想当个兵，可连个民兵都没资格。村里的小青年们又是开会，又是入团，从来没人叫他，更别说招工进城了。娃在家里待不住，前两年去铜川水泥厂打零工了。她妈不放心，我还去看过一次，唉！娃苦的很，是个往水泥袋装水泥的，整天戴个猪鼻子，站在淌水泥的管子下，给人家套袋子呢，装一袋水泥几厘钱，每天懂的像个灰老鼠一样。我怎么叫，他都不回来。娃是怕寂寞呀！

       太阳不知不觉地从我的背后转到了面前。几个小时很快就在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对话中溜走了。那时，我刚到农村参加工作，对农村的情况不太了解，也不敢多说。唯一能做的只能是默默的倾听。

       当我起身要走时，老汉一再要留我吃饭。最后看留不住我了，就把核桃、枣使劲的给我口袋里装，并连连说：“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个公家人和我说这么长时间的话”。我不由得深深的同情起这位老人了。我轻轻的对他说：“好好的过日子，能吃饱就好，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你多打粮、多交粮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比吃国家返销的人要光荣的多。”老汉听了，不停的点头。临别时，他一直把我送到塬上头，久久不愿离去。

       夕阳下，他显得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悲凉。但瘦小的身躯里却透射着一个单干户的纯朴和自信。

       四十年过去了，承包责任制早已使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我还时常被那位单干户当年的举动感动着。我常常想，凭他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对土地的热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种粮大户，或者农村发家致富的带头人。可惜的是，没有遇上今天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我始终认为，他才是中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先驱者。是中国农民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