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架记忆（三线笑话之二/王汗马）

       不像有些学生连，我们连打架次数不多，激烈程度也乏可圈可点。这里只想讲一些观点，引申对三线现象的思考和看法。因为迄今为止我还没看到对这段历史真实、客观、准确的剖析。

       我们5807部队学生八连刚到三线是在紫阳县城后山上修筑师部医院。当时铁二师想把我们留下作师部直属连。我们就在紫阳茶厂旁搭了十几顶绿帆布军用帐篷。如果下雨不出工，掀开帐篷地角，爬在竹条搭成的地铺上，就可清楚看见下面的汉江和四周的山峦。印象中紫阳的山峦永远是阴凄凄黑乎乎，上面覆满了苍郁的植被。而就在坑坑洼洼隆隆隐隐的深沉植被中，不时会浮现出一些白色云雾。云雾沾着在岩壑里，一会儿升上，一会儿沉下，仿佛是种活精灵，如此又衬出了山脊清晰黝黑的轮廓线。而风大雨急时，在我们脚下汉江峡谷里，这些幽冷缥渺的云雾又会聚成一团团云彩飘忽而过，那快速疾驰的样儿既惊异又凄凉，对于我们这些刚出家门的孩子来说，会感到心情格外沉重。这是渺小的个人对未来不可知大自然与命运的茫然与惶恐。

       这儿要说一下，紫阳县城对我印象最深的是空气里那种清冷冷潮乎乎的味道。这味道不知来自鳞次栉比房顶上的黑板石，上上下下曲曲弯弯巷子里的青石台，还是四周山岭的崖树与草莽，它总是穿越时空回到我的记忆。每当我到紫阳又闻到那种味，我就确定这就是紫阳，是我十七岁时来到的那个陕南崇山峻岭中的一座小县城。

       我们八连的学生大部分是西安南郊几所高校子弟，也就是说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他们中间少有好勇斗狠者。因此说八连学生打架，不如说他们在县城电影院门口，师部小卖部里哗众闹事，胡整恶搞，咋咋呼呼，为的是引起旁人注意，尤其是师部医院女护士们的注意。至于真正动起手，我们连的人就不行了。而当时在县城一公里外还活跃着一支学生连，5806部队学生一连。那些人可是些能打的金刚，恶斗的好汉。其中我还认识两位，一位叫李朝华，一位叫小姬。记得李曾对我说过，他们来紫阳途中，就与同连另一中学的学生打过一场恶仗。最后对方服了，然后指着李，说：“就是这个瘦高个，拳头硬很硬很！”

       李和姬都来自西安南郊三十七中。那所学校文革其间打架就很有凶，曾打死过老师。

       学生一连在县城也时常打架，可师部干部对学生分不清，于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罪行全算在我们八连头上。我们成替罪羊了。这样师部抛弃了我们，不要这个直属连。如此我们这支队伍又背起行囊，向深山开拔，来到了离县城五十里外的芭蕉沟。很快我们连就老实了，一切骚动悄声匿迹，不见了踪影。学生八连成了绵羊连队。（我们左右邻居为七连、九连。左青龙，右白虎，他们常嘲笑我们，“就八连乖。”）

       这儿说一下，72年夏天，我探家从西安回来路过紫阳县城，还去过一次学生一连看李朝华（我倆小学时就是乒乓球友，在小寨工人俱乐部打过比赛）。那时李任司务长。就在我和他在司务室里说话当儿，一连学生正在汉江边上备料砂石。每当一只矿斗载着砂石顺着钢缆向上滑动时，学生们就支着铁锹在大太阳的暴晒下，无精打采齐声向这边喊，“加馍咧，加馍咧！”我觉得很滑稽，只想笑。要知道那阵子我们连已经能吃饱了，而一连仍处于半饥状态。同时我仍感到一连还是一支纪律涣散的连队。

       在我去三线前，有一种热情澎湃的想象，三线肯定是一处大工地，红旗招展，歌声飞扬，就见人们推着车子你追我赶，处处洋溢着劳动号子的热情（意识里显然受了社会主义黑白电影《雷锋》的影响），而在那里又交几位当兵的朋友，感觉该有多浪漫。然而现实大相径庭，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在那儿我们确实接触了一些当兵的，可我发现他们就是一些穿了军装的农村人，趣味语言，相去甚远，没什么可说的。作朋友的想法是有些浪漫天真。另外还有一种现象。那时我们常去县城扛粮，回到芭蕉沟有时是深夜，往连里攀登的小路上常常见到一些哨兵游弋。他们肩挎冲锋枪（有的是铁把可折叠，有的是木把琥珀色），顶多冲我们笑笑，说：“辛苦了。”可就没有一位雷锋士兵帮我们一下。那感觉真是失望极了。部队里已没有那位伟大战士了。这儿再说下另一种现象。常常我们饥肠辘辘下工时仍遇到这些士兵。他们蹲在山坡上边吃饭边瞅我们，然后随手将碗里的油汤汁往地上一倒，没一个给我们一点吃的。每次我都紧盯着他们，真想喝那些残汤剩羹，喝那种用萝卜丁黄豆炒过的红乎乎的辣汁水，但喝不上。这些事刺激着我，永远留在了记忆里，一辈子都不会忘。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吃饭时搪瓷小碗的样儿，绿花皮粉白里，精致又紧凑。甚至我至今还能听到他们用小钢勺在碗里刮擦的轻快响声，沙沙沙，沙沙沙。他们吃得多快多惬意啊！（写作的生动性是与世界的一种真实紧密联系。）

       我们刚到三线时是那么听话老实，随便一个当兵的就能把我们指挥了。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在隧洞口上方修公路，干了两小时正准备休息时，来了营部一文书。他让我们把十几捆油毛毡扛到半山上的营部。就这样我们放弃休息，又扛起了油毡，向上爬，一个个解开棉袄，累得气喘吁吁。

       要知道，此时襄渝线人分四等。第一是铁道兵，第二是学生，三等是民工，至于第四等则是季节民工。我见过那些季节民工。他们冬季农闲时像蝗虫一样一群群来到工地上干杂活。就见这些人身上破衣烂衫分不出颜色，灰麻麻一片，个个都像古代囚徒。在这群人里，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她长得很像我的小妹妹。只见她将肩上的大木头扔到隧洞口，转身发现有人注视时，竟然高兴地像只小鹿活蹦乱跳地跑起来。那光景看得我泪水盈眶。

       不到一年我们连这种老实状态开始发生变化了，有种情绪在学生里弥漫，大家开始骂骂咧咧，开始与民工、军人发生摩擦，以致打架斗殴成了经常事。据我观察，每次冲突摩擦都是学生先挑衅，而民工、军人先动手，可结果却又为学生占上风。要知道学生长在城市，吃得好一些，长得比那些人要高一头半头，而且手脚又灵活，再加上团结（至少对外时一致），因此每次打架总是学生赢。

       我们连大的群体打架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同民工。具体原因我记不清了，但那是一个排对民工一个排，打得激烈。结果我们连有一位头上负伤，包扎（叫王孝明，现在是三线学兵乒乓球队的），而民工连有好几位被钢钎捅得负了伤，躺在床上。

       此事闹得挺大，一直闹到师部，闹到2107指挥部。团里本来想好好整整学生连，可调查时在平行导扳道岔的女民工证人说话了。她说她先看到一伙民工追俩学生往主洞跑，其中一学生头上冒血，很快主洞里出来一伙学生又追着民工打。

       女民工和男民工同为紫阳蒿坪老乡，但作证很公正。如此部队才作罢，对两方都加以训斥。

       芭蕉沟里学生只有一个连，而民工却是整整一个营。当时连长很紧张，深怕民工集体报复。其实我一点也不害怕，不在意。我觉得紫阳民工个个都很软弱、可怜、善良，在三年灾害、人民公社体制与恶劣自然环境三重夹击中，集体发育不良。具体说他们都比我们矮一头，穿鞋要小两码，整个一小人国。他们常被人欺负，见了学生没话找话总是巴结，除了你把他们逼急了，他们不会打人的。

       今年五月份，我和几位三线学生又重到了紫阳。在县城坐公交车时，我又看到四周挤车的山里人还和过去一样比我们矮一头，他们浑身还是脏乎乎的一股子汗馊味，可个个又高兴又快乐，还大喊大叫，下车时像猴子一样骨碌骨碌蹦，震得路面咚咚响，眨眼工夫都跑不见了。那情景和过去一样似曾相识，引得我一阵感慨。

       那次打架去民工营道歉才有意思。起初是一位副连长带着扎卡（黄畴）。扎卡又提了半瓶烧酒。走半道副连长不挪步了，让一位副排长去，冒充连领导。来到民工营部，就见那营长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式正等着。可他一见扎卡手里提着的半瓶土烧酒，眼睛亮、亮、亮了，态度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大手一挥用紫阳话高声喊：“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生民工一家人嘛！学生解放军一家人嘛！民工解放军一家人嘛！让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在一家人的语录声中，打架的事就这么了了。

       回连路上那位扎卡还认真地想啊想，毛主席老人家在哪儿讲过这句话。想了半天他突然笑了。这是民工营长自个创造出的，也算是三线笑话吧。（这儿要说一下，秦巴山区人民本身就具有语言的无穷创造力，大跃进中那首震破天的民歌就来自安康地区：“天上没有玉皇，海底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抛去政治因素，单从文学讲，此民歌写得真有气魄，真好。）

       这是同民工打架，可同军人打就没这么简单，情况有些复杂。我们连第二次大动作就是同军人。那一次是我们排干的。我也参与了。原因可能还是在平行导洞里抢斗车吧，你推我搡大家动起手来，很快学生就占了上风。这时我和另一同学抓住了一个先动手打人的军人，准备往平行导外押。我们想找营长评理。此刻这位军人开始吓得杀猪一般大叫，“我投降，我投降！我不敢了，我投降！”我仍抓住他的脖子架住他的胳膊往外拽，但望见他雨衣里露出的绿军装上鲜红的领章时，我有点感慨。一年前我还是那样崇拜解放军，热爱解放军，可我现在却抓了一个解放军俘虏，变化是太大了，还是人生有些滑稽？（当时我还有一感觉，这家伙的后脖梗如大头蛆一样肥，鼓鼓囊囊。军人比我们学生吃得好，营样好。）

       这时上篇章节里提到的那位抢馍偷鸭子的刘同学从后面撵上来。大概刚才打架他吃亏了，就见他一个劲往地上蹲，然后伸出脚绊那军人，嘴里嘟嘟囔囔又骂，样子既滑稽又可笑，逗得我肚子都笑疼了。走了一段路，这军人见我们学生少了，突然硬起来。他挣开我的手，像梁山泊好汉矮脚虎王英一样，腆胸凸肚大步走起来，嘴里还高喊：“不要抓我！我自己会走！你们是土匪！你们是土匪！我要去控告你们！”一个人前后突然判若两人，我又想笑了。

       这时一辆电瓶车迎面急速驶来。原来团长正在芭蕉隧道巡查，听说洞里打架，带了营长一干人急匆匆赶来。就见他跳下车，冲我和刘同学大喊起来：“你们为什么打人？为什么老打军人？我要查你们世代家谱！只要有一个地主，你们就是阶级报复！”

       此时洞里又不知哪儿发生斗殴，团长坐上电瓶车又往里开，要去处理。我和刘同学走出平行坑导，无精打采躺在一堆枕木上晒太阳，等着团长出来处理。我心想，别查世代了，我爷爷就是地主，而且是大地主、大土司。要知道从明朱元璋朝起，我们家26代代代相传都是四川凉山地区的土司（上世纪90年代，老家来人找我父亲续家谱，我竟然发现父亲在家乡还有一称谓：“平夷司长官后裔”。我们家不是汉人是彝人。百度平夷司长官，可搜寻），而那时我父亲又是反党分子、三反分子，70年一打三反中，还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也一点不夸张）。我想我今天算是摊着大事了。

       过了半小时，那辆电瓶车又驶出平行导停下来（这儿说一下我们芭蕉隧道全长2984.77米，平行导洞也很长）。团长严肃直挺挺冲我们大步走来。然而出乎意料，他掏出一盒大前门给我和刘同学一人一支，并态度和蔼地说道：“小同志，我刚才着急了，态度不好。我向你们道歉。今后不要打架了。你们回去休息吧。”而此时营长就站在团长身后。他一言不发，朝我和刘同学快速摆摆手。我俩赶紧走了。这事就这么了了。

       这位5807部队团长姓徐，北京门头沟人，人其实很好，对学生尤其好。他认为这些孩子能干，能吃苦，很可爱。他很喜欢和我们在一起。确实的我们学生是很能干。一次，团里的一条船翻在任河里，军工没一个有办法，还是我们连的几位（记忆中有王爱军。此人现为西安市公安英雄），潜到水底，摸到船体，拴上缆绳牵引上来。那次团长大为感动。

       这次我们和军人打架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时至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徐团长下了电瓶车朝我们走来的样儿。他随随便便穿了一身宽宽松松、皱皱巴巴的军便装。而大前门香烟的纸质，我在三线中篇小说《枪》里，做过细致描写。然而事后我认真想了想，团长说查世代家谱其实是有道理的，并非上纲上线。彼时三线学生打架如此常见，已不是瞎打胡闹，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这里面有种深刻的对立情绪，有种发泄的意味。那是对铁道兵的不满？对现状不满？对这场劳役不满？来自一种蒙骗感，上当感？是某种意识的觉醒？来自悔？一切都模模糊糊，可一切都存在。如果说大了，确实有种阶级意识味。当然要扯上祖上历代地主富农，那也是胡扯，根本就没这回事。这些情绪都来自学生自己的现实体验。

       那时候隧道里已开始打边墙，灌洞顶了。我负责推车。我发现每当我们将一车车混凝土推进上坑导时，常看见捣固的人拿把小铲根本就不捣固，只在模板面上戳几下，表面光滑就行了。说那是抢进度，不负责任。轻了。说有点破坏的意味。可能又重了，我要挨三线学生的板砖。我想还是用一句关中话来概括最合适，人人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怂管娃。所以襄渝铁路的质量很差。当铁道部验收时，又用了很长时间去修补。

       我当时还听说过这种事。有些学生给铁道兵汽车装水泥，一边码紧，一边垒松，结果汽车拐弯时翻车。我还见过这种事（尤其在最后八个月里），学生没事就向当兵挑衅。下夜班时，几个人抱住站岗看仓库的哨兵，把他的冲锋枪枪栓卸下来，扔到水泥里，然后人人扛一块松木板就这么走了。这时就见当兵的涨红了脖子，在水泥堆里摸呀摸，总算摸出枪栓，又使劲在衣服上擦呀擦，擦干净，再上到枪上。当兵的回去不敢说。要知道他的排长不敢惹学生只骂他。退场打行李时，我发现很多人都有木板，就我没有。当时我还挺后悔，我怎么没弄两块回家做家具。

       以上事情我虽没干过，但我也时常发泄，动不动就冲军人吵吵嚷嚷，骂骂咧咧，而朝外人诉苦更为常事。记得有一年春节，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张培信（？造反派出身）带陕西歌舞团来我们这儿慰问。那时芭蕉隧道已成洞，铁道兵为展示成绩让慰问团从隧道一头进，另一头出。其中有俩中年男人走得快，先从我们这边隧道口出来了。只见他们高高兴兴，满头大汗，围巾、衣扣都解开。此时我和刘同学正好下工往回走。我冲他们喊：“你们是西安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