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之祭（三线笑话之三/王汗马）

       我们5807团学生8连刚到三线，是在紫阳县城修筑师部医院。我们住在紫阳茶厂旁一片山坡地上。当时我看见县城里最高大最气派的建筑应属监狱。一道拦河坝那么长的干打垒土墙斜楞楞往上长，足有五六丈，宽大的墙体上，用仿宋体一丝不苟整整齐齐刷着两人高那么大的庄严黑体字：“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让人倍感无坚可摧。

       一日没出工，军代表在帐篷里对我们进行部队传统思想教育。休息时我和几位同学跑到县农机厂的小巷里闲逛。这时我们远远看到监狱大墙下稻田里迤逦过来一队人，其间七八个人被押着。他们脖上挂着大牌儿，名字又被打上红叉。这队人朝我们走来。回想一下，我当时真以为那是开批斗会，现行反革命啦、地富反坏右啦，被拉到现场。因为押解犯人的一边是军人，一边是民兵，而后面几个押解人员干脆都是些穿破草鞋的紫阳当地老百姓（应是民兵）。此情此景我兴奋地高喊一声：“冲啊！”然后和几位同学向那边跑去。我们是想看热闹。这时队伍里闪出一位连长模样的军人，他身穿洗得发白的军装，脚踏解放胶鞋，个子又瘦又高，潇洒精干。这人提着黑手枪快步朝我走来，到跟前看看我，踱来踱去，想了想，转一圈又回到队伍里。于是这一小队人就在堰埂上和我们擦肩而过。

       现在回忆起来，那七八个犯人都很年轻，二三十岁，眼睛还骨碌骨碌转，好像不服气的样儿。上文常提到的那位抢馍偷鸭子刘同学和几个人追着这队人，顺着石板巷一直向下，走向河街。我害怕军代表批评，犹豫一会儿，又回到驻地帐篷。过了一个多小时，刘同学回来了，大喊：“枪毙人啦！枪毙人啦！”原来那一干在押犯都是死刑犯，被拉到汉江沙滩上就地正法，全用半自动步枪打，前额进去一个眼，后脑勺出来一片血模糊。看热闹的人，人山人海。而那位穿白军装的军人，最后提着黑手枪又上来，一枪一个，每人身上补了一遍。此后听当地老百姓讲，以前紫阳县枪毙人就不敢在当地执行。一是公安人员少，二是山民刁蛮，怕控制不了局面。死刑犯都是坐船，走水路，押解到安康，在那儿实施。现在铁道兵来了，部队多了，帮地方政府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建国以来紫阳县第一次枪毙人。当地人又讲这些死刑犯在文革造反时都杀过人。

       这就是我们刚到紫阳，第一次接触到的死之事，尽管与我们的施工没关系，但对我来讲，是一次刺激，印象深刻。以后我们转场到了芭蕉沟，在山上扛柴，又常听山民讲这么一件事，文革最盛时，队上的造反派嫌斗地主不解恨，不过瘾，开始杀地主，杀了一个又一个，杀了一窝又一窝，就像杀兔子，于是杀得山里的地主全跑光了，山里没地主了。此事听得我又是惊讶不已。

       这儿说另一件事。我小时上的那所地质保小全称为“西北地质局职工子女学校”。所以如此称谓因学校有初中部。我和初三班一郭同学关系很好。郭学长会踢足球，吹竹短笛（虽说嘟噜嘟噜的为《我是一个兵》，也算是一节节吹出快乐）。文革中地质系统组织一支文艺宣传队，到处演出。68年（？）吧，这支宣传队到了安康，很快困在城里出不来了。原来当时安康地区分两大派。城里一派，城外一派。武斗打得如火如荼，全是真枪真炮干。     郭学长讲，城里饿死打死了不少人。后来看文革史，陕西安康武斗，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对抗之惨烈，在全国都出名。郭学长以后辗转出了城，回到学校，跟我绘声绘色讲述此事。他说有个大人，在一座楼房的窗户上架一挺捷克歪把轻机枪。大人从窗户左边拿起一弹夹，一跃跑到机枪前插上，朝城外攻城者一通狂扫。打完后立刻跑到窗户右边，又拿起一弹夹，一跃到机枪前，又是一通狂扫。他如此左右腾挪以躲避城外射来的子弹。后来这人还是被击中，就死在郭学长怀里。临死他喘着气：“我也够本了，打死了不少人。”郭学长又讲一细节。一天半夜，城外有一人摸到他们楼下，企图偷袭。楼上朝下放了一枪。那子弹大概从颈椎进去腰椎出来。当时那人没死，只见手舞足蹈摇来晃去一阵，最后扑通倒在一茶叶包上。那时城里人用茶包筑垒做工事。郭学长讲，茶叶一个个小珠儿样，全是精制茶。

       郭学长又讲他没开过枪，打死过人。讲话那年他十八岁，我十五岁。此事听得我如痴如醉，也如小兔子微微颤抖。

       郭学长又讲，那一阵子安康城外汉江边，时不时漂来一些尸体。他们根本不施救打捞，只用竹篙往江心里推（嘴里还喊着噢噢噢一类的号子），让漂到下游去。郭学长说：“那些死人是从上游山里漂下来的。那儿的人都有麻疯病。”

综合上述信息，当时我在芭蕉沟就得出判断，郭学长给我讲的尸体，很可能就是被杀的地主分子，还有批斗中被打死的人，而杀人者就是山民造反派。他们杀人后把死人往涧里一撺，河里一丢，于是尸体从任河啦、权河啦、渚河啦、洞河啦、大道河啦，漂到汉江，漂到安康，漂到丹江水库一带（就是现在一江清水送北京的路径），而我看到被铁道兵枪毙的犯人，就是那些山民杀人造反派中的某些分子。

       上述情况是我对紫阳一带杀人死人的最初实践印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父亲在省地方志办公室上班。那时地方志编纂刚开张，没地儿办公，于是租了小寨饭店几间房。我常到他办公室，翻阅那些一摞摞山样高的各县送来的方志初稿。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一份紫阳县志。县志为刻板蜡纸油墨稿，作者是紫阳县一名文化干部。稿中讲到，清末民初时，紫阳山大林密，盗匪横行，人走到那儿，随随便便就被人杀了。文中讲一故事。一次县城里一人物，提把钢刀，骑匹劣马，带俩打手，跑到瓦房店杀仇家去了，一下子就杀了，然后回到县城。这些人都有名有姓，而且还有口号，类似古典小说《岳飞传》里的“马前张保，马后王横”。但我没记住，现在忘了。

       纵观此稿，像过去的旧方志，文字干练利落，叙事生动有趣，一种民俗性、文学性活泼泼跃然纸上，通篇充满作者个性，全然不像现在出版的那些党八股方志（印得很好,铜版纸十六开精装本），读来如嚼蜡。可惜我当时没复印，或干脆拿走，自己保存。

       就是通过这篇文稿，以及我在紫阳的实践遭遇，以后每次回三线到紫阳，望着县城对岸横亘在整个天际里黑压压阴沉沉的大山和飘飘渺渺的云层，我就觉得秦巴山是一处杀人的好去处。那些山民别看个小，丑陋，可像原始的猴子野蛮、凶残、好斗，互相残杀，而且还具有一种不屈精神，真是愚昧到家。死在这里是桩稀松平常事。实际上很快死这东西，就蔓延到我们这些来此修铁路的人身上了。

       （这儿要讲一下，别尽说山里人凶狠，他们也有善良纯朴一面。就在这篇油印地方志初稿中，作者讲述了这么一桩事。抗日战争时，曾有一架美军飞机在紫阳迫降坠毁——什么乡，什么村，什么树林子，可具体了——有一名飞行员侥幸逃生。当地山民将他俘获后，不知怎么回事，但看到飞行茄克上印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中文字样，就开始喂他鸡蛋、白米饭，送他到乡公所，然后是国民党县党部，最后送到安康行署。那情形和以后电影、电视剧演的一样一样。作者又讲，之后山民拿飞机残骸不知该怎么办，只有飞机上的机关枪被当地一名铁匠拿去打铁，做薅锄、镰刀了。）

       我第一次接触到死的危险是在一次扛粮路上。那天我们全连一百多号人早上从芭蕉沟出发，走五十里山路到县城，每人扛一袋面再往回走。我们经瓦房店，过渚河嘴，到任河峡谷深僻处已是午后五点。因为峡谷太深，阳光一会儿就不见，四下里暗沉沉，只有巨大山影。这时只听对岸嗵嗵嗵响起山崩地裂的炸石声。原来任河对面山崖上，山民们在修公路。他们收工时把炸石放炮当作劳累一天后最大的收获快乐。就见一公里区域内，几百只炮眼，添足了炸药，一起开火。一只只冲天炮、开花炮犹如天女散花从天而降。我们整整一连人全陷入爆破区。

       这时我们站在河边小路上，身后是陡峭山壁，根本无处可跑，只好作鸟兽散。我抬头看天上的石头。发现它们起初如黑点凝然不动，接着又像飞鸟越来越近，顷刻间又变成黑铁锅狰狞的样儿翻滚着砸下，砸得周围的麻栎树啦、青冈木啦、漆树啦、椿树啦，油桐树啦，树断枝残，露出白碴。整个山谷硝烟弥漫，一片恐怖。就是现在写此文，我还能听到四周石头劈断树干发出的劈里啪啦的巨响。望着这些漫天飞来的石头，我只有一个念头，无奈，就像以后生活中我碰到的许多危险邪恶事儿一样，人真的只有无奈。

       山色微茫中，我们看到前方小路旁有一户人家。十几个人连忙钻进去。事后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房子，来这里躲避是妄想。这是间茅草房，石头会一穿而过，没点阻挡，还不如呆在房外，眼睁睁望着天上石头，也许还能侥幸。这时我发现前面小路溪桥下有个涵洞，只有钻那洞里方安全。

       大约二十分钟，烟消云散，我们惊魂未定出来东张西望。房东农民指着远处山坡上一溜儿坟头告诉我们，修这公路已死了三十几个人，全埋在那儿。我想这些死人全是那些愚蠢山民放炮，自己把自己炸死的。他们放炮根本就不放警戒，又是添足了药，大面积开花，满山满岭，满河满谷，一起上。炮刚响时，我们还能听到对岸山头有人快乐大声嚷嚷，幸灾乐祸，像猴子般啸叫，作壁上观，后来就没动静了。我想他们再这样胡乱放炮，迟早还要被炸死几个。

       这儿说一下，山民们修的公路就是今天紫阳县城通往芭蕉口、权河口的那条省级公路。它就一直伴着任河，蜿蜿蜒蜒向前走。

       我们学生8连参与修筑的是芭蕉口隧道。隧道全长2984.77米。我们打的是西口。西口共死了八人。这里面有民工，有军人，但没有学生。这八人里有蹋方石头砸死的，有放炮炸死的，有矿车撞死的。一次大会战，有位军工副连长让民工往哑炮眼里打风枪，想节省时间。风枪钻头打到雷管上，哑炮爆炸。副连长被石头击破大腿动脉血管，流血过多死了。民工手被炸得只剩下血淋淋的骨头，像鸡爪子，也死了。

       还有一次，我们连在芭蕉隧道与小钟岭隧道间的河谷里碎石渣。那小钟岭隧道有三十米高，修一座四十五度的支架钢轨拉矿车，往里运石渣。有次不知怎的，卷扬机钢缆断了，矿车发出日日的恐怖怪叫朝下冲来。下面的人吓得顿时散开。其间有个民工却愚蠢地顺着钢轨直线拼命往前跑。结果在桥墩下被追上来的矿车重重砸中，样儿就像一只蛾儿被榔头敲击，牢牢钉在那儿，当场死了。其实他只要朝旁跳开一米就没事。这一次我探家回西安，没见着。而偷鸭子的刘同学就在跟前，又活生生看见了。那只手被炸成鸡爪子的民工他也看见了。他还用矿车把死人装上，运到洞口卫生室。

       我们连没死过一个人。大家都说连干部管理得好。退场后，每逢全连聚会，老连长一谈到此事，就止不住颤巍巍抖起满是白发的头和手，挺起胸膛，自豪起来。确实的，要是同吴南那样的连队比，我们连的干部更注意节奏，有理性，不胡来。

       据现在有些学生回忆，吴南连的连长简直是个混帐二球。此人出身文革造反派。他竟然抬了一口棺材摆在施工现场，那拼命样儿有点像《三国演义》中抬棺战关羽的庞统，好像视死如归。可惜他不会成为水淹七军里的烈士。因为这人不会在掌子面上干活。在那儿挪石头垒排架的只能是学生娃，于是吴南之类便成了荒诞杯具人物了。

       这儿我是想说，我们连没死人，当属侥幸。有好几次我们都遇到过危险。其中一次塌方把一个排的人都埋进去了，至于个体碰到的危险就更多。说到这儿我想谈一个人物，我们连里一灰角色，副连长。

       副连长姓宋，关中人，当年28岁。他是半道儿来的。我们到芭蕉沟半年了，才见这人身影。因为和连长、指导员出身国测局不同，宋副连长是省动物研究所的一名下放干部，于是他在连里被边缘化了，再加上大家都觉得这人思想落后，整日消极，用当下时髦话讲，此人不担当，不作为，大家都瞧不起他。可这人常常爱说这么一句话：“要注意安全！”每逢连里布置任务让他讲话时，他不说或少说。只是最后当紧地叮咛一句，“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已成了这人的口头禅，天天讲，时时讲，事事讲，成毛病了。

       一次通讯员到我们班谝闲传。宋副连长此时进来，给我们布置任务。临了他又来了一句：“一定要注意安全！”当宋副连长要离开时，通讯员坐在门口床铺上竖起一中指，就在两尺远的地方朝他背影使劲晃。可巧副连长转身还想说什么。通讯员立刻将中指一缩，往头上扣扣，装出挠痒样儿。副连长离开我们班后，全班人一起哄堂大笑，充满了对这个人的轻蔑。然而现在看来，副连长整日说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句口头禅，好像耍滑头，提前推卸责任，其实不然。这人当时就把什么都看透了。什么2107工程，什么三线铁路建设。不算什么。他认为我们这些碎娃的生命身体最重要。他想用这种方法委婉告诉大家，别那么认真，别那么傻。那样儿就像代我们的家长时刻提醒我们一样。而我们这些学生当时却不理解，反而侮辱人家。一想到这儿，我就想说一句迟到的话：“宋副连长，好样的！”（其实历史上民众都愚蠢。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多次如此重复。而李敖在前些年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里也一再讲，“匹夫匹妇，愚夫愚妇。”我想再加一句，“村夫村妇，蠢夫蠢妇。”现在国人皆阿Q，他妈的阿Q比过去还多多！）

       话再说回来，再说危险情形。这类情况我就遇到过两次。

       在芭蕉沟的头一年冬天，我们在营部挖土方，造平地。营部要在那儿盖房。我在一道一丈高两尺宽的高坎上用镐头掏神仙土。所谓神仙土就是在土崖下部深挖，然后让崖土自动垮塌，因此节省时间、体力，提高效率。

       我挖着挖着突然觉得眼前一黑，一堵也是一丈来高黑压压的土崖已到我眼前。就在那瞬间，我完成以下一系列动作：扔下镐头，向左跑三米，然后纵身跳下高坎，轻巧落在地上。之后我听到一声闷响，土崖倒下了，将我方才站着的地方和下方平地压了个满满实实，镐头早就看不见了。有位魁同学（前文提到过）在一边坐一铁锹上休息，看了个仔仔细细。他不紧不慢地说：“亏了打过乒乓球，反应还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