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尖刀赤裸裸地逼过来……
你今年多大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你真的感到不惑吗？答案是否定的。我既无事业，又无不惑。在我这个年龄里，我甚至都不愿计算自己究竟多大了。我不知自己老了，而是仍旧年轻。确实地，活在这世上一切都不确定。
但眼前这把尖刀它却真真切切地逼过来……
有一件事，我似乎很有把握。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认识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他们是各种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是人人人人人人人……这些人里，有的出国了，有的判刑了，有的当官了，有的离婚了，有的死了，有的发迹了，有的平平常常，没有任何作为，如同我一样。
出国的人里面，有去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的（“她的脸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向着太阳仰起，除了眼睛之外，一切都看不清了，一起都与阳光溶合在一起。在那瞬间，人有时挺美的，就像生命这种短暂的现象一样。之所以美也许是因为短暂吧。”一个同学给我的信中这样描写在纽约中央公园遇到一位希腊女郎时的情形）。还有的去不了远处，只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首府阿拉木图，反正那也是出国。而死了的人里，有病死的（肝硬化啦、出血热啦、脑溢血啦），但最多的是交通事故。我有一位同龄同事，下午五点钟他还在我们办公室里唾沫星子乱溅大讲厂里的一件交易：这个人吃了多少回扣，那个人拿了多少钱。别看他激动得义愤填膺，可我知道他也未必干净。然而晚上七点钟在十字街口，他就被迎面转弯而来的一辆大卡车当场撞死了。据目击者说，当那辆年久失修方向轴突然断裂的大卡车撒野一般打着车灯冲上来时，他正站在马路牙上。他一只手指着卡车傲慢紧张地喝道：“你们想干什么！”这是他在人世上的最后一句话，那口吻就像他平常说话的神态，同时也是对他一生哲学的总结。然而这件事就这么干了。我不知道他临死前看到了什么？可能什么也没看到。只见一团炽热的巨大白光冲上来，带着横加侮辱和压迫的意味，将他裹住。我唯一感到奇怪的是，这人生前什么事都是赚：调资啦，评职称啦，当处长啦，分房啦，拿回扣啦，倒股票啦，什么事情都没吃过亏，可这回怎么给赔了，连老本都赔进去了。
要说离婚的，那就更多了。你离婚，我离婚。如今离婚像丢自行车一样普遍，大家都懒得议论了。
其实人们最感兴趣、议论最多的，要属那些发了财的人。我也认识几位大款，其中首富应属李海洲了。他是我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和修襄渝铁路时的三线战友。要问他有多少钱？三千万。再说的具体一些，他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有一套五十万元的住宅。在杭州也同样有一套。在西安曲江池畔，他有一套别墅。他有两部白色丰田面包车和一部红色的凌志轿车。他有一座库房，面积有篮球场那么大，上下两层。我去过一次，里面塞满了计算机、打印机的各种附件：主机板啦、声卡啦、打印墨啦。这些都是他个人的资产。他开了一家电脑公司。今年八月份，我们修铁路时一个连的战友在一起游园聚会，百十来人的餐饮、水果、照相、摄像、纪念册所花费用，全是他付的钱。
除了这些出国的、判刑的、当官的、离婚的、死亡的、发迹的人之外，我的同龄人中还有这么一位，我思索半天不知怎样将他归类。我觉得越战中美国军方所用的一个术语挺合适：“失踪人员”。就是说这个人不见了，再也找不着了，但不能说死了。他就是赵西平。同李海洲一样，修铁路时他也同我一个连，而且也是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
我是在八月份那次聚会上才知道此事的。他在三年前的一个夏天，只身仅穿短裤背心出了门。据旁人讲，他是去公路上买西瓜，从此就杳无踪影了。然而令我更为惊讶的不仅是他的失踪，而是人们对这件事的态度。那次聚会在市中心的革命公园举行，是所有参加过三线铁路建设的学生一次大聚会。整个公园里欢声笑语、人山人海。在我们的连旗下，大家拥抱握手，签名留念。每个人都被深深的三线战友情感染了。然而一谈到赵西平失踪，人人却都表现出缄默和冷淡，好像不值一提。有人说他早就死了，有人说他掉进河里了。仿佛这是一个忌讳，一个病瘤，大家都不愿谈论此事，都想避开。当我感慨万分地对李海洲讲起这事，他也不疼不痒地说了一句，“那人就不爱吭声。”说完就兴高采烈同别人打起招呼来。要知道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一起上小学，一起上中学。修铁路回来之后，我们三人还分到蔡家坡一家工厂呆了几年。
这次聚会，一进公园我就对自己说，活到这年龄你必须对自己真实。其实你清清楚楚地知道你多大年龄：你已经四十五岁了。我们这些人都是这个年龄。我们都是同龄人。
聚会时还有文艺表演，都是一些老掉牙的节目：手风琴独奏“打虎上山”啦；男声合唱“铁道兵之歌”啦；还有一个人竟嘟噜嘟噜地吹起笛子：“我是一个兵”。
这时你发现过去的男生现在很多都为秃顶、大肚，好像成了反面人物。女生呢脸上尽是一道道皱纹褶子。果然就有人说起怪话来了，“都是些老婆老汉啊！”“老婆婆跳舞，老汉汉看！”
舞台上一群当年女生连的战士腰系花花绿绿五彩缤纷的藏族围裙跳起欢快的洗衣舞时（“错达错达介过错达，咳，哩撒！错达错达介过错达，咳，哩撒！”），有人说得更难听，“咳，寡妇闹春！”
这话有些刻薄，但未必没道理。她们中间就有很多人离婚了。好像是最后的一次开心，最后的一次宣泄，最后的一次疯狂，回去以后每个人要面对自己的现实，自己的生活。可何况她们里面还有许多人都已下岗、失业。巨大的生存压力像一把尖刀逼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
是的，许多人都已经下岗，甚至连我都下岗了……
聚会的第二天，似乎嫌不过瘾，李海洲又拉我到乐天大酒店用餐。那是一家著名宾馆，服务标准五颗星，我是第一次踏进这里。喝了几杯马爹利酒，我问道：“八七年我去你家，你穷得只有一部黑白电视机。才十几年功夫，你怎么挣了这么多钱？”“哈哈哈，”他笑起来，露出一口尖尖的雪白的牙齿。“从一开始，我就走了一条现在看来是正确的经营之路。我是靠仿造起家的。”“就是假冒伪劣商品。”“不，我只卖假冒伪，不卖劣。”
接着他扬扬自夸地给我讲起来：“卖计算机你能赚钱吗？那是自杀行业，一年卖不掉就成了工业垃圾。复印机赚钱？彩电赚钱？不行。要卖就卖量大的，易耗的，绘图笔啦、纸啦、磁盘啦。告诉你，我库房里的货，全是仿造的。”
又喝了两杯酒，他讲起一个成功的例子。日本爱普森公司根本就不出打印色带，他就造了一种，打上它的牌子，在国内卖得很好。爱普森公司气得来警告他。他不理，照样卖。结果爱普森公司没办法，专门在中国建了一个厂，生产打印色带，连包装都和他的一模一样。
“我今天请你来，还有一件事。我想生产一批光驱清洗盘，打索尼牌子。你帮我推销，在西北地区杀开一条血路。”
“行！”我答应得很痛快。
“咳，我过去一直问别人，清洗液的配方是什么。谁都不说，要朝我收费。一次，瓶子破了，我一闻，太简单了，原来是无水酒精。就这么干！”
然后他哈哈笑着说，他每年都要出一件事，可花几万块钱就了了。这顿饭，他是用长城卡付的帐。由于好面子，我一直不好问他究竟多少钱。一千，两千，还是三千？最后当我问到，这几年他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李海洲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此次进餐，李海洲还带了一位小姐。这小姐除了吃东西和笑之外，好像什么都不会。但分手时，她钻进李海洲那部凌志车的动作倒挺熟练的。
当我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我又回头望望乐天大酒店。就像我过去每次路过这里经常看到的那样，透过夜晚淡淡的雾气，大酒店如舰首一般昂然挺立。前厅雪白的灯光迷离恍惚，看上去像一处巨大的晶莹剔透的玻璃橱窗。一辆辆闪闪发亮的奔驰、凌志、皇冠、奥迪车停泊在光雾里如同精致的高档商品。一切都在悄然无声、秩序井然地进行，好像那是一处豪华的、熠熠生辉的生活。于是我明白，人人都在偷东西，有的人扭门撬锁，有的人西装革履，有些人被抓住，有些人永远抓不着。
此次谈话之后，我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质变。我现在看任何东西都是假的：柯达彩卷是假的，松下彩电是假的，水泥是假的，钢材是假的，金利来领带是假的，五粮液酒是假的，红塔山烟是假的，化肥是假的，银耳用硫磺熏，馒头也用硫磺熏再加增白剂，牛奶中掺水、食盐、碱、尿素、氮肥、豆浆和面汤……甚至我都产生了一种幻觉，地球的存在都是假的。它不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没有任何支撑点地悬在空中，真是荒谬又大胆。
确实的，在这个剧烈动荡的时代里，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更令人不能相信的事还在后面。半个月前，在火车上，我见到了我那失踪的同学赵西平。
那一次我去天水出差。虽说我已下岗了，但还有两笔经我手销售的示波器货款未收回。厂里让我去索要，我去时带了一些清洗盘。李海洲的产品一经问世，投放市场才两个月，卖得还挺快。我带去了四箱，回来时仅剩一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