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培力按】这篇文章我什么时候发现的已经记不清了，当时觉得从一个三线学生家长的角度写三线，不多见，很有意义，于是曾经贴到老网上。老网悲壮的倒下，很多数据看不到，这篇文章又很珍贵，于是在这里再贴出来，供大家阅读。——少校老Ｙ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尔浩受审查，孩子们也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他们吃的苦、遭的罪，甚至不亚于我们。　　
　　1968年底，根据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数以千万计的城市青少年在“接受再教育”的名义下，“上山下乡”，到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插队落户。我的三个孩子正处于这个年龄段。1970年小济上了山，1974年小进下了乡。
　　小济上的山与“上山下乡”中一般的山不同。他是到深山峻岭中与铁道兵一起修建襄渝铁路。这条铁路东起湖北襄樊，西至四川重庆，陕西境内山大谷深，施工条件格外艰苦，铁道兵深感劳力不足。恰好，陕西省69和70两届的初中生毕业，25000多人正待下乡。于是省上决定让他们上了“山”，使这批十六七岁的青少年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千百万知青的特殊道路，成为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独一无二的“童子军”。他们这25000多人成立了若干个“学兵连”，被整体编入铁道兵序列并拥有正规部队的番号，但却丝毫不享有军人的物质待遇和生活保障，有的只是部队的艰苦和个人意志的磨练。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就这样被时代所选择，听从命运呼唤，踏上了一条不可知的生命旅程。
　　他们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中过早地体验了生活的艰难，住帐篷、睡树干、受蚊虫骚扰、忍着饥饿进行超负荷的劳动：筑桥打洞、搬运水泥，抡锤放炮、钻进隧道打风枪、推斗车、登上高空浇筑桥墩……在那种极其艰险的情况下，几乎每个“学兵连”都有死亡的记载，每个学兵都有不同程度的伤残。在三年修建铁路中，共有100多名娃娃兵献出了年幼的生命，被永久地埋葬在大山之中。
　　小济去三线时不到17岁，被分配到紫阳县瓦房店，1971年10月忽然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我听到消息后非常焦急，立即亲自去探望他。我在路上整整走了两天，坐长途车，走水路，再换长途车。有一段路全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我被颠得头晕目眩，不停地呕吐。
　　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下车一看，啊!周围全是深山峭壁，悬崖绝谷，也辨不出东南西北，只好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刚好对面来了一个小伙子，我对他说明来意。他说“阿姨，太巧了，我也是学兵，和叶小济在一个连，我带您去找他!”我们一边走，一边聊，不一会儿就到了连部居住的地方。他冲着前面一排平房大声喊：“叶小济，你妈看你来了。”只见小济从一间屋里冲出来，边跑边叫：“妈妈。”说也奇怪，没见到他之前，我非常急切地想见到他，可一旦真要见面了，心里反倒紧张起来，我怕看到孩子生病那种痛苦的样子。
　　小济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我的面前。我仔细地打量着他：他比一年前高了，瘦了，背也有些驼了。我拉着他的手，迫不急待地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他说：“吃了些药，又休息了一段时间，基本好了。”听了这话，我的心里总算稍微踏实了一些。
　　我被安排在连部用油毛毡搭起的一间小屋里。这间房平时是连队卫生员和勤务员住的，有家长来探亲时就住在这里。小济肝炎刚好，还需要恢复，没上工，就与我住在一起。我一来这间小屋顿时热闹起来，学兵们都跑来问长问短。我把从西安带来的糕点、糖果和几根香肠拿出来分给大家吃。他们舍不得一下吃完，就把香肠切成一个一个的小块后放在嘴里嚼来嚼去，舍不得往下咽，边嚼边说：“真香，真好吃啊!”
　　安顿下来以后，小济向我讲了一些他在三线的情况，他说：“我们刚到这里时住的是工棚。房顶是用茅草搭的，四周用破竹席一圈，地下铺的也是茅草，十几个同学睡成一排，挤得满满的，半夜起来上厕所，回来就找不到空位了。刚开始半年时间，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盖房、修路。而所谓盖房就是搭帐篷，修公路则由一名解放军战土带领我们打眼放炮。开始抡起八磅重的大锤非常困难，怎么也掌握不了大锤下落的方向，不是砸在自己腿上，就是砸在扶钎同学的手上，而且震得虎口裂痛，满手血泡，现在好了，一口气抡上几十下一点问题也没有。”
　　小济说：“刚来时，因为公路没修好，什么东西都要靠人背。每个月初我们都要到县城来回几十公里路背回自己的口粮——一袋面或一包大米。50公斤重的水泥我只能背一袋，有些身强力壮的同学一次能背两袋，很多人都压驼了背。”
　　“去年年底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主要是参与三条隧道的施工。隧道大约有两公里多长，分段包干。我们分4班倒，每班干6个小时。我的任务是排渣，就是把崩下来的砂石装到推斗车上拉出去。一锹一锹地装，一车一车地推，6个小时一刻也不停，汗水湿透胸背，顺着脸往下淌。”
　　“其实，这些苦我们都能忍受，而难以忍受的是吃不饱，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饥饿的困苦遍及所有的学兵连。好在这一切都已过去了，公路修好通车后，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现在条件好多了……”
　　小济说：“我们属于铁道兵一个连队，连长、指导员都是市政府派的干部。对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虽然这里很艰苦，但每个同学干活都是争先恐后，勇挑重担，争取立功，入党入团。我曾立过一次三等功，现在已提出入团申请了。团支部也找我谈了话，说：“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有成分，但不惟成分沦，重在个人表现。你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今后的道路要靠你自己走。”我一听心里不禁一阵痉挛，出身的包袱要背到第几代才算完呀!
　　我在探亲期间和小济谈了很多很多，每天都谈到很晚。第一天夜晚，我刚刚入睡，就被救护车的尖叫声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小济告诉我：“下边就是团部卫生队，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工地上的伤员被送到那里。刚来时我们也常被惊醒，现在已经习惯了。”小济说得很平淡，而我听了却感到毛骨悚然。
　　我住了四五天，临走前见了一下连长。我说：“叶小济肝炎刚好，能不能在工作中照顾一下。”以后小济来信讲，他现在的任务是每天挑担子把豆腐从豆腐房送到食堂，比4班倒打隧道轻松多了。
　　三年后，这批娃娃兵终于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完成了修建隧道的任务。现在30年过去了，当人们坐在火车上由襄樊到重庆路经陕西境内时，怎么会想到当年25000名十六七岁的娃娃兵为修隧道、修桥梁而拼死拼活奋斗的情景。更不会想到]00多名娃娃兵长眠在这条铁路的两旁。1998年陕西省电视台以纪实的手法拍摄了这一段历史，名称就是《三线学兵连》。电视片再现了那段艰难的岁月，让人们真实地看到了什么叫骇人听闻的困苦，惊心动魄的艰险。在场观看的人无不落泪，当年的学兵更是失声痛哭。他们想起了为筑路而牺牲的战友，想起了因公致残的伙伴，想起了那辛酸苦辣的年代，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小济由三线回来之后，分配到钢厂当了一名工人，以后被送到陕西冶金学院学习。毕业后与同班同学谢春玲结婚，一起分配到武汉钢铁公司工作，现在离职自办公司。他们的儿子叶焱从小活泼可爱，即将高中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