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初，父亲在陕甘宁边区粮食调剂处工作，主要负责整个延安地区，所有机关和部队的粮食供给，那时粮食短缺，供需矛盾特别突出，尤其是中央红军到延安后，这小小的地方一下子涌来了几万人，粮食成了大问题，每天来批条子的站满整院子人。给各个部门配什么粮，给多少，全凭这个部门统筹，所以父亲一下子成了‘香饽饽’，父亲说:‘长征’上来的部队，都是南方人，见了大米就没命一般，而恰恰陕北又不产大米，从山西买来的一点大米不够中央机关供给，用父亲的话说，就如同母猪拱出一个白菜窖，几天不吃就闹情绪。父亲说他‘抽烟，喝酒的毛病，就是那几年学会的，那时的红军装备十分的差，用‘小米加步枪’形容，再切实不过，要是谁能从国民党手里缴获一只好枪，除了能受到上级表扬外，更是其它战士羡慕的对象。

军人之间最好的礼物没过于“枪”。由于父亲时常于下面部队打交道，所以手里从来不缺的恰恰是“枪”，有些新玩意，常常被其它战友爱不释手的东西，父亲都不以为然，几句好话就被其它战友换走了。

有一次，父亲的一个老乡，搞到一把德国造的‘卡宾枪‘能连发，枪托还可已折叠’，他高兴的不得了，翻山越岭过来给父亲显摆，结果，看见父亲的配枪后，一句话都没说，临走时非要换，父亲不懂抢，又经不住老乡祈求，不假思索的就换了。结果，这支抢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最开始是他们去甘肃的陇东催粮，陇东就是现在的甘肃庆阳，历朝历代都是甘肃的粮仓，解放前那里是‘陕甘宁边区’的属地，离延安三百余里，途中沟壑纵横，稍林密布，父亲左边背了个公文包，右边挎了个卡宾枪，那抢就像个铁疙瘩一般，上山下沟，越沟跨梁，越走越沉，这才羡慕别人的短枪，走起来身轻如燕，尤其是到了陇东，当地政府把父亲当成了‘跟差’的，父亲说那十几天，他吃饭总是坐个炕沿沿，喝酒总是瓶底底，憋屈了一路，而且抢也不好用，途中遇到很多猎物，卡宾枪是连发，不好掌握，枪口跳的没有一点准头，子弹费了不少，猎物一个没获。

更糟糕的是，回去后父亲想利用休整期间，回趟老家探望他的母亲，由于路程有二百多里，比较远，组织上给父亲配了个毛驴，边区财政厅厅长霍维德送父亲走时说，探家回来时，东西不多的话，毛驴就别拉回来了，庄户人家离不开这些牲畜。

家乡的乡亲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甚少，以为从延安回来的人都不得了，来探望的乡亲陆续不绝，尤其是当地的农会武装，更是天天都来，后来他们对父亲的那只卡宾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着这支浑身是铁的家伙，能打连发，又能折叠，真的是爱不释手，父亲临走时，他们缠着要这支枪，父亲知道这是违反纪律的，回去很难交待，但是，看着家里母亲孤单的身影，和里里外外祖辈们留下的那些家业，心里不由得惆怅难过，他期待农会的武装能给家里遮风挡雨，于是连枪带子弹一并送给了当地武装。

没想到回去后，财政厅果然是上纲上线，大会上说，小会上批，还扯到了政治立场方面。不但关了两天禁闭，听说还要降职，最后还是霍维德厅长出面，才定性为‘支援了地方组织’，不了了之。事后霍厅长私下对父亲说：“叫你把毛驴驴留在家里，你倒好，把毛驴拉回来了，把’枪‘却送人了，孰轻孰重都掂不来，若不是这一摊子事别人弄不过来，非降你职不可。”

尽管领导对父亲网开一面，但还是被下面一个部队知道了，人家又给父亲弄了一把好枪，有了上一次教训，父亲再也不敢马虎了，可惜父亲是一个性情中人，为了好面子。差一点又犯大错。

时隔不久，老家稍话来，说我奶奶病的厉害，父亲急急忙忙的赶了回去，结果当时的场面让父亲大为感动，在父亲不在的日子里，当地的政权给了奶奶无微不至地关怀，请医送药，担水做饭，窑里头，鸡蛋，洋芋，粉条等，一筐一筐的。奶奶的病情已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地组织别无它求，他们最钟情还是父亲的配枪，希望父亲再支持一下他们，有了上一次的教训，父亲不敢贸然答应，但是，看了乡亲们那么精心的替自己‘尽孝’，心里十分内疚，就又一次大义畏然的把枪送了，不同的是，这次是用自己的新枪，换了人家的一支旧枪，做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父亲说那支旧枪，锈迹斑斑，连个准星都没有，枪针磨的又秃又短，扣几下也打不出一发子弹，装到枪套里权当充个数。

人常说‘不走的路都要走三遍’，就是这两次慷慨的送枪，却实实在在的保佑了我们这个家族的一世平安。

那年，陕北老区搞起了轰轰隆隆的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连赖以生存的牲口，农具都不放过，那些地主一夜之间就变得一贫如洗。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叫‘卜家沟’的地主，曾在山西做过小生意，他不愿把埋浮财的地方说出来，结果被穷人用撅头把一家五口都挖死了，挺吓人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红色恐怖’，

那时讲得是‘门当户对’，我们祖上算是比较富裕的人家，家里出过‘进士’，我父亲的爷爷兄弟二人是当年的同榜‘秀才’，到我的爷爷手里还有，山地二百多亩，川地八十余亩，有长工，短工各两人。所以我的两个姑姑都嫁给了地主家庭，土改一开始就破落成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贫苦人家。无奈之下，便托儿带女的投奔我们家，长年累月的熬起了娘家，家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不少，祖上几辈人辛辛苦苦积累的家业，随时都可能付诸东流不说，而且面临着刀光血影，奶奶愁的吃不下，睡不着。

想不到，那些地方武装都是土改工作组的成员，念于父亲送枪的情缘，他们事先通风报信，并出主意，让我奶奶把土地都‘欢迎‘出去，所谓’欢迎‘就是把土地无赏送给穷人，奶奶也算果断，不但把二百多亩山地送了，而且把川道的四十亩水浇地也送了，怕过不了关，又把同院的两孔砖窑送给了穷人，最后工作组力排众议，给我们家定了个‘富裕中农’。父亲说，别小看这个成分，不是团结的对象，但没有被批斗，浮财也没有被没收，大小牲口一个没被拉走，更重要的是，我的两个姑姑有了一个立身之地。

特别要感谢的是，在后来的纠正土改扩大化中，还是这一帮弟兄，借此，又把我们家的成分改定为‘中农’，从此我们家从‘斗争’对象变成了‘团结’对象，还得感谢“枪”，为我们家换来了一个很好的生存空间。

1947年，国民党的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共军放弃延安全面向北撤退，国共两军在‘青石砭’进行了一场阻击战，迫使国军后退十几里，由于形势紧张，主力部队连战场也没打扫就立即撤了，司令部机关觉得可惜，就命令机关人员火速打扫战场，收拾些真货回来。那是父亲参加革命来第一次直面血腥的战场，面积不大的一面山坡上，有近百名伤亡人员，到处都是一滩一滩的黑血，哭声，嚎叫声，此起彼伏，有的伤员疼得受不了，就朝着天乒乒，乓乓的放着枪，有的伤员流血过多，口渴难耐，不顾伤痛艰难的，向坡下的水沟爬去。长长的坡道上形成了一条‘人路’，有的伤员还没有爬到沟底就死在了半路上，有的喝完水后，又一头栽倒水里，场面十分惨烈。父亲说；‘那一刻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炮灰’，想起这些血性男儿，都是家里的顶梁住，都是父母含辛茹苦养大的血肉之躯，就是为了吃口‘兵粮’而客死他乡，心里不由得有了恻隐之心，历史往往都是这些小人物流血牺牲创造的，而名利都是留给那些‘大人物的。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是如此。同去的战友都有了和父亲一样的感受，不用任何指挥和提醒，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只要是有口气的，一律不进行缴械，对那些嚎叫厉害的，尽量把他们归置的舒服一点，甚至帮口渴的国军伤员提一壶水。父亲说；’虽然信仰不同，但这是军人与军人之间应有的尊重。没有人说是立场问题。

临撤时，父亲在一个仡佬发现了一个国民党的团副，他虽然已阵亡，但手里握着一支枪，仍然保持着射击的姿势，父亲下了枪，在解枪套时从口袋里露出一双象牙筷子，是用块手帕裹着，看似一个很文气，很有生活品味的人，父亲说；‘这种人书都白念了，为那么一个腐败透顶，丧失民心的利益集团送命，轻于鸿毛，回去后，整个机关紧跟着后撤，乱哄哄的，负责登记战利品的人，见父亲枪旧，示意父亲把好枪换下，后来才知到，这是一把‘勃朗宁‘手枪，这在红军队伍里‘师一级’干部也不一定人人都有，大家都说是把好枪，父亲也倍加珍惜，撤退时，他认认真真的把枪武装到身上，也想被人羡慕，羡慕。

没想到就是这把枪，却让父亲重生了一次。

军人们都爱喝酒，而且特别的豪爽，及就是在撤退的途中也不忘这一嗜好，那一晚父亲醉了，就势躺到了老百姓的一孔破窑里，结果受了风寒，高烧不止，迷迷糊糊。情况紧急，战友们用门板抬着父亲狂奔，陕北那地方，沟深坡陡，只抬了十几里就抬不动了，眼看着国民党军队步步逼近，隔着沟都能看见一片片绿钢盔，不知是为了保存实力，还是为了逃命，他们把父亲放在了一个破庙后，就匆匆走了，父亲那时虽然迷糊但心里还是清楚的，，他知道自己这次算是该‘革命到底了’，不被国民党刺刀挑了，也会被五花大绑俘虏了。同时他还想到，即就是死了，他不埋怨战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不能由于自己的原因而连累别人。

也算父亲命大，陕北的沟沟岔岔那么多，后面还有一支部队，神使鬼差的顺着父亲与庙的这一道沟上来了，他们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父亲，不知为何是好，父亲听到有的战士在喊；‘王营长，王营长’，这里有个当官的还活着，王营长围着父亲转了一圈后说；从“配枪”情况看这一定是个‘大首长’是党的宝贵财富，还犹豫什么，他果断的命令，赶紧抬，几个战士试了几次说不好抬，王营长又招呼了另外几个战士。这样父亲才有了新的重生。山路不比平路，战士们抬了七，八里路还是抬不动了，由于情况紧急，王营长只得把父亲放到了一位老乡家，自己带着队伍匆匆的走了。

老乡把父亲刚安置好，国民党的军队就追了上来，他们没有过多停留，只是在各家烧了几锅水就急匆匆的走了，听房东说；‘国军穿戴整齐，说话也和气，走的时候把家家户户的水缸都担的满满的，把村子打扫的干干净净。房东还说国民党的兵还给了他的孩子几颗糖，言语中一派的喜庆。

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退出延安后，父亲的原部队顺原路找到了他，而父亲的第一愿望就是见一见那位使他‘重生’的王营长，由于平时大家都喊惯了‘营长，不知正名，只知道他是长征过来的，湖南醴陵人，他过黄河到山西后就南下了，再后来听说是阵亡了。父亲一直很是内疚，他对湖南人非常的好感，一直念念不忘，

我的四姨，五姨都是父亲带到革命队伍的，四姨在三五九旅卫生队，那年，组织介绍该旅的一个团参谋长，与她处对象，四姨拿不定主意，让我爸和我妈把关，我爸一听说是湖南醴陵人，也没打听人家长的高低，政治觉悟好坏，当时就拍定，嘴里还一口一个湖南人好，湖南人好，多少年后，四姨一提起当时的情景，就觉得好笑。她说；他的婚姻完全是因枪而联的姻，枪救过父亲带的命，父亲又送给她一生的幸福。

光阴似箭，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每个人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父亲的一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是，他对党是绝对地忠诚，对老百姓鞠躬尽瘁，父亲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草于 2018年6月咸阳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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