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并没有进入工地干活，两三天后给我们进行了血型检测，当时不懂为什么，这是为了以防万一，需要抢救输血时不用再验血，可以争取抢救时间。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双帆布手套，一个垫肩，开始尝试劳动了。但我们盼望的，原来听说的不带领章帽徽的军装呢？以后才知道所谓的不带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本就是井中月，水中花，不过是动员学生们到安康修铁路的技巧罢了。不过也许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错了，所谓不带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只是我们的意淫。其实我们就是学生民工！

这时的劳动还不多，其余的时间要组织学习，具体内容都记不清了，无非就是三线建设的重要意义啦，解放军内务条例啦，还有一些安全教育啦之类的。还要求每个人都要写日记（那时的日记，哪有心里话，就是为别人看的，为检查而写的），不过这项要求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就无人过问了。通过学习，我们才初步了解了我们来参加的三线建设，原来是一条从湖北襄樊到重庆的一条战备铁路，全长915.6公里，在陕西境内264公里，我们参加的就是陕西这一段。路虽不长，但穿越在秦巴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多次跨江越河，81.5%的工程是桥梁隧道，桥高隧长，工程艰巨。再加上没有公路，没有电，物资极端匮乏，我们不仅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工作环境，而且还有艰苦的生活条件在考验着我们稚嫩的青春年华。

按照部队的要求，我们每个班编成三至四个战斗小组，每组三个人。每天早晚都要点名（就是训话），白天不劳动的时候要进行了简单的队列训练，晚上还要紧急集合。不过我们并没有进行新兵必需的训练，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兵”。

当时最让大家难过的是紧急集合了，白天要参加劳动，稚嫩的身躯在超强的劳动以后，筋疲力尽地躺下就不愿起来，却还要被折腾着紧急集合。我觉得当时的各项训练下马威的意思更多一些，是为了让我们敬畏这个新环境，敬畏纪律。

紧急集合是按照军人的标准来要求和进行的，夜间集合的时候，不准开灯，不准说话，不仅动作要快，而且还要打背包。在最短的时间里背上背包到门前集合报数，然后全班跑步到集合地点，全连集合、点名、报数。连长，通常是军代表王副连长训话，做点评，表扬快的，批评慢的。然后就解散了，回去睡觉。可是解开背包还没有睡安稳呢，紧急集合的哨声又响了。

有时候一夜这样折腾好几次。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晚上不敢睡实，生怕起来慢了，会受到批评。估计晚上会有紧急集合，就提前把背包打好，和衣睡下。但是连领导和军代表会检查的，看睡觉了没有，看脱衣服了没有，发现不符合要求的，是要受批评的，还要看着你把背包拆开，衣服脱了才行。然后你躺下还没有缓过神来，紧急集合哨声响了。

按照要求，我们睡觉时鞋尖要朝前放好，上衣怎么放，裤子怎么摆，都是有要求的，以便于在黑灯瞎火的情况下可以以最快的速度穿好。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声，就要有条不紊地做好各项事情，才能经得住这一番折腾：以最快的速度披上衣服，套上裤子，系好皮带，穿鞋；然后打背包，三横压两竖，再用一双鞋垫着，背到肩上，一边跑一边扣扣子，站到队伍里，再一边点名报数，一边整理衣装。

有时候还会再接着来个跑步，路程不算太远，但有时候会很狼狈。如果背包没有捆好，一跑就散架了，提不得，抱不住，其不堪之像就差哭了。有一回，我们夜间紧急集合后，跑步到团部仓库，大约两三公里吧。在回来的路上，我觉得裤子很不舒服，用手一摸，才发现原来是里面的秋裤只穿进去了一条腿，那一条腿就那么在裤子里面搭着呢。能舒服才怪！像我这样丢丑在里面，别人看不见，难受自知。但有时候，在回来的路上天亮了，同学中鞋带没系好的，扣子错了行的，秋衣穿反了的，背包不像样的，不一而足。你看我好笑，我看你奇特，不仅相互嘲笑，也会自嘲很久。

进行夜间训练，大家心里也挺不服气的，可除了服从以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于是我们每次行进到营部和部队七连的时候，就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喊得格外响，不为别的，你不让我好好睡，我也得让你醒一会儿。到学兵二连对面的时候，也会高喊口号，不过那更多地是戏虐捣乱的成分了。

有一次，还住在帐篷里的时候，半夜哨声响了起来，大家在忙乱地摸着被子上的衣物往身上穿，这时候李松林说了一句，我的秋衣咋穿不出来了？陈国瑞在旁边，打了一下手电，说“你穿错了，那是秋裤！”就听军代表一声严厉的呵斥：“谁打手电？关了！”这事也让我们笑了好一阵子。

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初次离开家门，看到的除了大山就是大山，群山环抱处，除了我们这些筑路人之外，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吃的是杂粮就咸菜（后来我们才知道能吃上咸菜是非常幸福的了，那是部队七连自己腌制的），还吃不饱。有限的天空下，山路崎岖，荒凉更滋生悲情，想家想父母是一个普遍的存在。尤其是来到以后，发现现实和允诺差距甚远，就更加剧了思家之情，有时几个人在一起，说着说着就会有人哭起来，一个人哭，很快就会传染开来，一会儿就哭成了一片。

我们班的班长是军代表，有一次找我谈心（我当时是班副），那时提倡一对一的“谈心”活动，美其名曰叫“一帮一，一对红”。军代表操着一口河南味儿的湖北话（军代表是豫鄂交界处的湖北人）对我说：“你不应该想家，家哪里有这里好。这里不好，毛主席能看上这个地方？”面对这样强大的思想工作，我是不敢说什么的。心里不服，不服也不敢说。

无痕岁月

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少年，个个燃着一腔热血来到这里的，听到营长教导员和军代表的鼓动，说三线建设搞不好，毛主席老人家都睡不着觉，那腔血立马就沸腾了起来，恨不得马上就多长出几双手来，把襄渝线修好，让毛主席放心。

民心可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少年，这样单纯的心灵！但真正的生活，扯掉了温情的幕帏，生命的体验开始了。

一双帆布手套，一个垫肩，一顶安全帽，这就是我们的劳动防护装备。一根抬杠，一把大锤，一根钢钎，用最简陋的工具，以最原始的状态，我们开始劳动了。

劳动，是以猝不及防的繁重开始的。

卸水泥，是对我们第一次的考验。一袋水泥的重量是100斤，我们这些十六岁的少年，不要说干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了，就连见都很少见到的。况且那个时候的青少年普遍偏瘦，相当一部分人的体重还达不到一袋水泥的重量呢。

木船停在江边，从船舷搭一块跳板到沙滩上，走上去颤悠悠。我们踏在船舷上，扎好马步，尽力稳住身体，四只细细的胳膊抬起一袋水泥，放在我们瘦削的肩上。走上颤悠悠的跳板，心也随之颤了起来，两股间战战兢兢，一步一步地往下挪。到了沙滩，心不颤了，腿却软了，汗珠滚落了下来，滴在潮湿的沙滩上。

沙沟大桥的水泥库房不远，在七八十米外沙滩的小丘上，过了沙沟小溪就到了。一开始我们还穿着鞋，走了几趟，就把鞋踢了，都赤着脚——穿鞋不方便，会进沙子，硌脚，涉水还打滑。走在沙滩上，一脚下去，松软的沙子包裹着脚趾，痒痒的。趟过小河是沙坡，踩上去软软的，沙粒往下滑，人却要往上走，肩上的水泥袋却往下蹭！佝偻着的身躯，细嫩的臂膀紧紧地扯住水泥袋的两角，走上沙丘就到了。咬紧牙关坚持，坚持就是忍耐，坚持就有胜利。趔趔趄趄，东倒西歪地就凑合到库房了。

偏瘦的陈宝安，比柴火棍胖一些，比一袋水泥却差点分量。第一趟水泥上肩，歪歪扭扭的没有走几步，腿脚一软，就倒沙滩上了。我和陈国瑞离得最近，慌忙扔下肩上的水泥，跑了过去，还好——水泥倒在身旁，陈宝安并没有被压住。我们扶他坐起来，他略事休息就站了起来，惨白的脸色还未恢复，摇摇晃晃地又去背水泥了。

精神也许真能变物质，毅力也许可以转换成体力的，凭借着一股精神，不久我们每个人就可以肩扛水泥快步如飞了。在平地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两袋，二百斤——体重的两倍！连里最高记录是代长安的四袋——四百斤——能压垮一头大牲口的重量！

某首长曾在大会上教育我们，根据科学原理，每个人应该可以背得起自身体重两倍的重量。我们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用自己稚嫩的正在成长的身躯证明了首长的英明。

这，还不是最艰苦的。随着沙沟隧道的开工，需要大量的水泥沙石料，水泥库房不是在沟底了，而是在半山崖壁上的公路旁，这时的水泥运输却仍然依靠水运。

库房离沙沟渡口不远，直线距离不足百米。可那是什么样的百米距离啊！除了山脚下的沙滩，就是直上直下的峭壁！这里是大山伸向江边的臂弯，石壁峭立，肌肉隆起着伸向渡口，一条小路蜿蜒攀爬，恰似那臂膀的青筋隆起至肩胛。

我们扛起水泥，从山脚下登爬，犹如一只只壁虎，在悬崖边上游走，那石的山怎么那么陡？那石的路怎么那么滑？肩上的水泥袋怎么那么硬？我们早已不穿上衣，灰土泥沙是工作给我们的妆容，凝固了的发式是劳作的造型。腿脚虽还会颤动，腰也不由自主地固执地佝偻着，沉重的喘息伴着脚步无奈而坚毅地攀爬。坚硬的水泥袋磨砺着稚嫩的肩胛，一片片留下嫣红的磨砂，黝黑的皮肤上绽开一朵朵怒放的生命之花。汗水带着点点血迹流下裤腰，一直浸湿了裤脚，这时的我们，却已经没有了泪水。

这样的工地，这样的负重，这样的攀爬，我们不知走了多少回，直到首长们认为应该用汽车来运输，需要腾出更多的劳力去做其他的工作时，我们才终于不必气喘如牛地去登爬。只要扛起两袋水泥，从船上卸到车上，从车上卸到库房。一船有百十顿的水泥，我们一个班十来个人——干！

那建在公路旁的水泥库房，简陋，孤零零地，却见证着一代学兵的苦难传奇。

青春之殇

刚到旬阳不久，可能由于水土不服，也可能由于刚一吃大锅灶，卫生状况不好，很多人都病了，痢疾在各连队流行开来。我连在驻地的沟对面支起了两个帐篷，作为连队的隔离地带，拉痢疾的同学都被集中到这里，多的时候有将近20人。他们可以吃病号饭，病号饭比连队其他人的伙食要好一些，杂粮也没有那么多，还可以吃一点手擀的面条。那时还没有压面机，全连同学不可能吃面条的。病号不用劳动，可以在那个狭小的范围里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打发无聊的时光。除了开饭时小值日过来打饭，其他人是不能越过作为隔离线的那条干沟的。我不知道当时别人怎样，但我当时也拉肚子了，但是却不敢到卫生员那里领取药品，因为如果去找药来吃，就会被隔离，就会被“照顾”起来。而我不愿意去感受那种失去自由，无所事事的痛苦，所以选择了掩饰自己的疾病。因为次数不频繁，也没有被人发现，过了大约一星期多的时间吧，我的病竟也好了。

按照部队的编制，每连都有一个卫生员的。我连卫生员是王新广，比我们大几岁，我们都把他叫老王，是宝鸡中医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没有分配工作，不知是自己报名志愿的，还是有关部门统一安排的，他随着宝鸡的学兵来到了三线，担任我们连队的卫生员。那块隔离区域里，除了老王可以过去，别人都不能过去的，他每天定时过去给每个病号发药，督促吃药，进行检查。病号也是由老王认定后才过来的，病好的也由老王来断定是否病愈，是否可以撤出隔离，回到班里参加劳动的。据说，当时也有人冒充病号，可以吃病号餐，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不用劳动。老王又不能跟着看你拉的是不是痢疾，病患的状况主要是靠自述来断定的。

卫生员是没有看病的权力的，真正有了病还是要到营卫生所进行诊治的。营卫生所所长姓吴，是唯一的一名军医。不论有了什么病痛、伤残，都是由吴军医来治疗的，他是我们二营真正的“全科医生”。

到三线时间不久，由于住的帐篷是在沙沟河的沙滩上，非常潮湿，早晨起来，被褥还都湿漉漉的，一层水一层沙。后来搬到营房，也是新盖的干打垒土墙，地面墙面都是潮湿的。在这种环境下，我得了关节炎，每天腿疼，尤其是收工回来上山的时候，每一个台阶都要慢慢的努力，才能抬起双腿跨上去，觉得膝关节处有什么东西硌在哪里，一剜一剜的疼。也许注定我要去每天劳动吧，每到晚上我就会发烧，第二天早上就会轻一些，不再发烧了，所以在有病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很少请病假。但需要每天到营卫生所打青霉素消炎，吃的什么药不记得了。大约打了一个月左右的针，我的双臂和臀部打得都硬起了一个疙瘩，再注射的时候，就很麻烦也很痛苦，但不知什么时候，腿也渐渐的没那么痛了，逐渐地恢复了正常。和我情况有些相近的有个学兵，叫郎学来。他只有14岁，因为辍学，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来三线的，也患上了关节炎，后来在到三线几个月后就提前退场了。我们估计他的提前退场和他14岁的年龄有关，因为那些比他病情严重的并没有退场。

在那个时候，即使三线生活艰苦，工作危险，但我们还是都不愿意提前退场，就好像作了逃兵似的。潘兆勇的病情在当时是比较重的，在去三线以前，他就有关节炎，到那里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后，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潮湿的工作居住环境，他的病情就更严重了。腰开始有些佝偻，两腿松垮垮的，走路一摇一晃，腿脚有些跟不上节拍，隔不长一段时间就要到十几里外的团卫生队看一次病，开点药。就连连长批评他的时候，都要拿他的病来说事：“潘兆勇得的是骨结核，吃的是雷米封……”那时的我们，有了病痛，由于年轻能抗，没有人认真地把它当回事儿。

后来我又比较重地病了一回，说起来也有点自找苦吃。我们在三线时候有个最具铁兵特色的口号，叫“杀起来干”，就是说干活的时候要像拼刺刀一样不要命地敢拼敢干。这句话又被称作“傻起来干”，形容像傻子一样，只知道干活而不求其他。平常在其他地方表扬一个年轻人干活好，说他“不惜力”，而我们在三线干活那是“杀起来干”不惜命呀！

在沙沟大桥的工地上，开始备砂石料我们用大筐抬，干了不久就嫌抬大筐太麻烦了，而且效率低下，于是把装了砂石的大筐由两人抬起后，放到肩上，一个人踉踉跄跄地扛到混凝土搅拌机的平台上，抬大筐变成了扛大筐。

在工地上用风枪（风钻）打炮眼的时候，不少人为了加快速度，关掉水管，打干钻，得了尘肺病，留下后遗症而不自知。

有一阵，我们给护坡运送石料，那石料轻的也有一二百斤，一开始我们都老老实实地两人一根木杠抬石料，后来就每人都扛了起来。后面来的，帮前面一位把石头抬起，扶到肩上，帮衬着站起来，这样就可以走了，到地方扔下即可。有一次，我到了石料前，却没有后面的人过来，因为觉得等不及了，于是我蹲下身子，把石料滚着立起来，然后趴下身子，用肩头对准石头，慢慢地把石料扶上肩膀头，用足了力气猛地一下站了起来。当时觉得胸口一阵刺痛，身子摇晃了一下，勉强撑住，急急忙忙地坚持到了砌护坡的工地，扔下石头，疼痛却没有减轻。

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胸疼就没有停过，没有办法，几天后就开始去营卫生所看病，每天打青霉素（那时青霉素好像是万能的）。打了十几天后，并未见减轻，反而有一回竟然晕针了，陪我去打针的刘惠全当时就和吴军医吵了起来，直接说他把病越看越重了。吴军医哪能背这个锅，不但吵得不可开交，过后还反映给了连队，我因此还受到了批评。但很快吴军医就给我开了证明，怀疑可能是得了胸膜炎，让我到团卫生队住院治疗去了。在卫生队住院期间，经过胸透拍片，医生也没有诊断出是怎么回事，但每天打针吃药的休息着，疼痛却一天天在减轻，到第十天的时候，由于我虽没能确诊，却也不再胸痛，于是就出院了。但从那以后的十几年里，都时常会有胸闷气短，胸疼的状况出现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

在三线的那个环境里，我的境遇不过是二万五千多学兵的一个缩影。那时大家都在拼命，都在“杀起来干”，年轻，不知惜命。

我们这些囫囵着回来的要算幸运的了，我不知有多少学兵和铁兵、民兵永远的留在了那秦巴山脉，伴听着汉江悲怆凄美的呜咽。还有不少人肢体伤残，留下了形形色色的后遗症。我连二排副因尘肺病，三线建设回来工作了几年后，又手术切除了一半的肺叶。还有人三线期间得的病，回来后还逐渐地加重了。

最可怜的是那些和男学兵一样玩命干的女学兵，由于特殊的生理因素，她们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和磨难。在潮湿肮脏恶劣的工作环境里，累了，在工地上泥里水里的坐一会儿；脏了，河沟里就是天然的盥洗室。冬天，冰彻骨髓的河水，“考验”着一个个年轻、火热，同时也是幼稚、不知爱惜身体的少女的身心。她们在如花的季节里，无知无畏地透支了青春的芳华，很多人落下了终身的病痛和遗憾。还有更多的人隐忍着各种伤痛，默默地承受着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和痛苦。二连有个钢筋班，由于工作突出，曾经荣立集体三等功。在有一次和我连一起浇灌沙沟大桥桥墩混凝土的时候，铁塔上高高悬挂着的漏斗突然掉了下来，一片惊呼声中突然响起一声惨叫，掉下的漏斗端端地砸在了侯凤仙的脚踝处，她下意识地抬起腿，却见一只脚无力地垂了下来。是谁把她背下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那一声惨叫，那无力垂下的脚，却永远定格在那漆黑的夜晚，几盏昏黄的灯光下和搅拌机的轰隆声中。虽经过治疗，她受伤的脚踝骨被接上了，但却给侯凤仙留下了终身的残疾，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也不能行动自如，更无法医治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