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那个岁月实在太遥远了，本来就不爱想，到了真的要去想的时候，脑海中只剩下一片灰色。安康石庙沟那个地方，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灰色的。但那里分明是有四季的，冬雪春雨，夏阳秋风，可在我的思维里追寻到那时就是黑白照片一般，天地之间就是灰色。时光遥远了思维可能都是这样：模糊起来，颜色褪去。
今年返回石庙沟，正逢中雨。虽然9月份石庙沟的植被看起来很旺盛，但淡灰色的天空挂下来一派灰色的雨幕，竟然一切还是灰色的。淋着天雨，我的思维穿过这灰色的雨幕，努力地追溯以往。
那一天是1971年9月20日下午，天空并无明亮的阳光，好像是多云天气，我来到了炊事班炉灶烧火口的棚子下面。炊事班位于我们连最下面的位置，平时我们出了营房门，就可以俯视到炊事班。炊事班后面，就是那条细细的汉江。我这天去炊事班是帮着择韭菜，炊事班晚上蒸包子。我一个人拿了一大把韭菜，坐到棚子下面，静静地择了起来。一会儿听见上面操场有人叫我，一看是中学同班同学辛毅佳。他走了下来，和我坐在一起一块择韭菜，说了很多话。说的什么话已经基本记不得了，只记得一句，他说韭菜包饺子、包包子都好吃，但他从小就最害怕择韭菜。那天我和辛毅佳怎么分手的已经记不清了，那天晚上全连都吃韭菜包子。吃了韭菜包子，该上夜班的班排就进洞干活去了。
虽然是一个班的同学，现在想起他的事，记起来的只有三件。除了择韭菜这件事，就剩两件了。一件是在1970年10月，我们学校十五中开运动会，那天太阳很好，我和辛毅佳没有比赛项目，并排坐在操场边的长条凳上，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他拿了一根火柴棍，要给我掏耳塞。耳塞就是耳屎，但我们那时称呼为耳塞。辛毅佳说他喜欢给人掏耳塞，看看我的耳朵，他说奇怪，看不进去。于是他就试着把火柴棍塞进去，慢慢拨了一会，拨出来一团圆形的东西，原来是一个很大的耳耵。辛毅佳啧啧称奇，说他给人掏耳朵从来没有掏出过这么大的耳耵，他一副很过瘾的样子。还有一件是在1971年3月中旬，我们已经报名去三线修襄渝铁路，不知什么原因，一天跑到西安制药厂附近干什么去了。辛毅佳说他家在这里，让上去坐坐。于是几个同学去了他家，在他家做了些什么已经没印象了，只记得他母亲正在踩缝纫机紥鞋垫，她一边踩缝纫机，一边给我们说到了三线要互相团结。
辛毅佳那时候个子很小，他是1955年7月1日生人，上三线的时候还不满16岁（我们是1971年3月31日离开西安的）。吃韭菜包子的那天夜里，听到连里闹哄哄的，大家都起来了，原来是隧道里出了事故，辛毅佳被掉落的石头砸伤，已经送往医院。到了9月21日上午，消息传回，人已经不在了。隧道里出事的地方是一个塌方区，当时并没有发生大塌方，仅仅是从洞顶掉下来几块石头，有一块掉到排架上又弹下来，正巧砸在辛毅佳身体一侧。巨大的力量砸在身材那么细小的辛毅佳身上，怕是当时就不行了。
连里竟然死人了，大家都不敢相信，原来人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死掉的。人死了，要开追悼会，我跑到铁道兵营部借来几块蓝色塑料布，当作幕布，和大家在连部前面的操场搭起来一个追悼会台子。开会那天，天下起来了灰色的大雨，营教导员在雨中念着悼词，全连的人员都默默地站在雨地里，衣服全淋湿透了。我和易连长站在一起，偷眼看了看他，水在他严峻的脸上哗哗地向下流，好像有泪水混着。
辛毅佳走后，大家心里都不舒服，几天来连队没有笑声。奇怪的是，连队上空有很多乌鸦，呱呱叫着，飞来飞去，这个现象其实在辛毅佳没走之前就有了。连队的驻地本来是个坡地，坡地上据说是个乱葬岗，大家都觉得乌鸦和那些乱葬岗有关，带来了霉气，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于是，很多战友们就做弹弓，不上工的时候，就不停地向乌鸦射击。大战了几天，终于乌鸦没有了踪影。大家松了口气。
辛毅佳遇难时十六周岁刚过两个月。
转眼到了1972年10月了，我们连已经完成石庙沟二号隧道的掘进任务，到红岩沟修桥去了。修桥的危险程度远低于打隧道，大家心理上都很轻松。但谁知1972年10月20日，陈长生竟然从悬崖坠落到桥基上，几十米的高度，当场殒命。
陈长生是排架班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不在连里工作，直接随部队连作业。修红岩沟大桥要搭钢塔架，用来向桥墩上吊运混凝土等材料。钢塔架立起来后，要拉几条钢绳，把钢塔架固定起来，以使钢塔架牢固。出事时固定的是最东面的那个钢塔架，有一根钢丝绳要固定在桥墩东侧的悬崖上，具体就是在悬崖上挖一个坑，把钢丝绳缠到大木头上，把大木头放到坑中，浇上混凝土。当时排架班承担给坑里浇筑混凝土的任务，把沙子用簸箕背上悬崖，在坑旁边就地和混凝土。那天班长安排陈长生在悬崖上和混凝土，一向听话的陈长生如同变了个人，暴躁无比，非要去背沙子。班长莫名其妙，就同意了。别人都是背一簸箕沙子，他用一根扁担挑两簸箕沙子，在悬崖小路上攀登时，扁担头撞上了悬崖，陈长生冷不防身子后仰，直接从悬崖上落了下去。
出事前不久，大家都听说快离开三线回家了。陈长生和几个人一天上到山顶玩，望着群山苍茫，大家坐着闲聊，有人说这下可要出山回家了。陈长生望着灰色的远山，突然说他要上天了。谁知道没几天他就从悬崖上摔下来，真的灵魂上天了。
整理陈长生的材料我参加了，别的记不得，只记得两件事：一件是他来三线后从来没去过安康县城玩，出事前给大伙说过几天轮休，他就去安康玩一次；另一件是他生活非常仔细，花钱最多的一个地方是给公家的材料房买了一把挂锁。
陈长生到三线的时候是17岁，遇难的时候是18岁半。
到了1973年4月份，我们送走了老学生连，我们真的离回家越来越近了。这时，炊事班的宋安民得了痢疾，越来越重，6月份回西安治疗，不治而亡。
宋安民不爱说话，我和他不是一个学校的，没打过多少交道，仅有的一次交道却难以忘记。那是刚到三线，不知道为了什么事，连里把他捆了起来，晚上军代表安排我看守。坐在昏黄的灯下边，看着瘦弱的他，想着这是阶级敌人吗？静静的夜，我们俩默默地坐着，他好像给我说了什么，我和他很和气的说话。他说他要小解，我有点头疼，总不能把他解开吧，解开他就是违反军纪啊！于是我把他拉到屋外台阶上，在灰色的夜幕下，解开他裤子的前开口，帮助他让他小解了。他身体不是很好，没有下工地干活，但最终让三线战场的菌痢夺取了生命。
宋安民病亡时的年龄我不知道。
宋安民在我连是存在感极低的一个人，因为他脑筋有点迟钝。宋安民是四十四中的，即使是他的同班同学，也说不清他，只知道班里有这个人。我几十年后碰到连里宋安民的同班同学们，问过宋安民初到三线被军代表用麻绳捆住的事情，他们居然都不知道。只记得有个同学隐隐约约地说到好像刚到驻地，宋安民闹情绪要回西安，是不是为这事被捆，他也说不来。但我确实受军代表之命，夜里看守过宋安民，记忆非常深刻。
后来宋安民做过什么也不清楚，只是炊事班的同学记得他后来去了炊事班。临退场时，宋安民突然开始拉肚子，走路捂着肚子，走得很慢，很多时候是捂着肚子缩在屋角。到营部卫生所去看过，拿几片药回来，效果也不好。最终不知道怎么回西安治疗去了，但是很快就在西安死去。现在想来，在三线时拉痢疾，可能耽误了治疗，回到西安医院已经无力回天了。
一个同学给我说，宋安民死后，他受指导员委托回西安协助宋安民家里办丧事，宋安民父亲是高陵县的一个领导。丧事办理过程中，宋安民父亲很沉稳，一切都条条有理地进行。丧事办完后，同学说宋安民父亲突然蹲下抱头大声嚎哭，把他吓坏了。
后来宋安民父亲到连里来了，他对炊事班的同学们还有四十四中的同班同学们认真地一个个问，宋安民借过你们钱没有，借了告诉我，我替他还。炊事班同学说宋安民父亲很有水平，我说按常理是通知他来连队取宋安民遗物来了，然而他要为儿子善后，问有没有欠账，有了就替儿子还了，这是让儿子走得安稳。他是一个好父亲！
到三线三个年头，我们连队一年死一个同学，这些记忆都是灰色的。
我自己也有危险的经历。那是在马口横梁上的轨道上行走，踩到了探头板上，人要坠了下去，掉到洞底有三四米高，就差不多玩完了。下坠的一瞬间，我拼命向前扑去，扑在前面的横板上。人没有掉下去，但把胯部重重地磕在了横板上，剧痛，不过命却有了。
连队干活，受伤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临回来前，连里安排捡片石，一块石头从上方滚下，砸在小学同学屠宪一的头上，把头砸伤，送到安康师部医院治疗，我还到医院看过他。回到西安后，他好像有些傻傻的了。他是连里最后一个受伤的人。我连列入“2107工程伤残名册”的有三个人，他就是其中之一。
我连的第一次事故，发生在1971年4月16日。我们连是1971年4月1日到达石庙沟驻地的，搞基建用了半个月。4月16日，营部安排我们连进隧道作业，头天晚上，连里做了丰富的晚餐，庆祝16日进洞作业。当时进的是石庙沟二号隧道进口，第一个工班，是四排上，进去正在扒渣时，发生了塌方，伤了三人。实际上是砸伤了两人，还有一人吓坏了。这三个人也是我的小学同学，其中刘永良的一只小腿失去了。学生连到三线头一次进洞，就碰上塌方，就发生重伤事故，整个襄渝线的学生连也就我们连发生了这种倒霉的事情。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我的小学同学周建民，他不是我们连的，他是5853部队学生7连的，离我们连不是很远。我们是省建一公司子弟小学的同学，学校在沣惠路与大兴路十字的西南角，他家在沣惠路东面的肉联厂，我家在沣惠路西面的省建一公司。我俩在学校经常在一起玩，打乒乓球什么的，他时不时能说出来几句“黄”话。后来他带我去肉联厂玩，看到了很多猪，猪有吃有住，生活得无忧无虑，三三两两的公猪爬在母猪身上吱吱的做运动，周建民就“教导”说猪这是在干什么。原来周建民住在肉联厂，对猪这种天然的事看得多了，就比我们在这方面开化早，说话就有些“黄”。上中学我们分开了，我去十五中，他去六十七中，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沣惠路东面的上六十七中吧。
到了三线，一次去月河参加5853部队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闲谈中得知学生7连有六十七中的，就问有没有个周建民，答道有，在洞内干活受了伤，现在安排在洞外干活。我寻思着有功夫去找他玩去，但始终没有合适时间。一次去安康，在七里沟摆渡过江，巧遇学生7连在通讯员学习班的同学，他说在《2107战报》看到了我发表的一首诗，我问他周建民的情况，他说周建民家只有一个男孩，他父亲知道周建民在隧道里受伤了很着急，找来找去，把周建民关系迁到了西安的学生连，周建民乘班车回西安时，汽车翻下山崖，周建民身亡。我听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批三线学生开始整理有关史料，出了一本画册《三线学生连》，列出了109名牺牲战友的名单，名单里没有周建民，当时我还以为牺牲者都是因公死亡，所以没有周建民。到了2010年，是三线学生参建襄渝铁路四十周年，另一批三线学生继续整理有关史料，准备各种纪念活动。我在三线学兵连网站上看到牺牲的三线战友名单中，有许多并不是因公死亡，心想周建民是在调动过程中不幸死亡，按规定可以比照工伤，于是就在网上指出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周建民是怎么遇难的，属于比照工伤，在因公死亡范畴内，以往的牺牲战友名单里遗漏了他。后来，2010年，《三线学兵连》丛书出版，书中长眠在秦巴山中的三线学生名单里列入了周建民。此时，作为周建民的小学同学，为他做了这一件小小的事情，心里才略有所安。周建民矮矮胖胖，圆脸，好像有姐姐，其他情况包括他的年龄都记不得了。
这些是要写出来的。因为不太喜欢回想过去，三线时的情景基本上都记不得了，只有这些事情还有时在脑海里显现，总是那种灰色的图像。如果不写出来，就会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乃至看不见了；写出来，就放下了一件事，也算对死亡和受伤同学们的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