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三线前的日子（回忆/袁培力）

       陕西关中城镇69届70届初中毕业生没有上山下乡，大部分去三线修襄渝铁路去了，是中国知青史中一个特殊的例子。省革委会说我们支援襄渝铁路建设，是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的身份还是知青，是中国一支特殊的知青队伍。离开秦巴山区襄渝铁路工地五十多年了，到了回忆的年龄，以日记为参考，写写去三线前的日子，也算一种记忆，不写就丢失了。

       1966年6月，读的是小学五年级，已经是下学期了，过了暑假，就是六年级小学生。正常情况，是1967年秋季读初中，1970年夏初中毕业，按习惯，就叫1970届初中毕业生，也可以叫1967级初中生。

       但不正常情况来了。北京毛主席发动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改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小学六年级等于没读，停课闹革命。一波又一波的红卫兵来到学校宣传文化革命，名称各异，记得最清楚的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在大礼堂坐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们在台上宣讲。我惊奇地发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居然是我们班一个姓耿的同学他哥哥，披着军大氅，气势十足，老师们待他如上宾。

       当时我们学校在老师中挖出来一些特务。记得有一个体育老师，她是个健美的姑娘，好像是体院毕业的，平时咋咋呼呼的，我们很喜欢和她一起玩，忽然传出她也是特务。我们不懂厉害，还是跑她宿舍去找她，她情绪低落，很委屈，对我们说她不是特务，给我们看日记。原来她曾经串联到北京，被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当晚记的日记写了许多激动的话语，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等等。所以，她咋能是特务呢？我们是十一二岁的小学生，也帮不了她。

       学校也去不成了。我们学校是省建一公司子弟小学，位于沣惠路和大兴路十字西南角，文革中改名为红星小学，现在叫沣惠路小学。学校对面，路北是冷库，十字东边是肉联厂，猪舍在路北，宰杀车间在路南。经常见工人赶着成群结队的猪，从猪舍到宰杀车间，浩浩荡荡的横过马路。我小学同学周建民是肉联厂子弟，经常和我打乒乓球玩，有时候带我去养猪场乱转，看公猪骑母猪。

       革命搞着搞着，就分了派，大字报大辩论热火朝天，后来变成了两大派，工总司和工联。两派辩着辩着，就动手，武斗开始了。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打死人，就与武斗有关。我们省建一公司大院是工总司的地盘，工联的战斗车队经常飞快地驶过大兴路，予以示威。一次，工联的战斗车队从大兴路西边开过来，我们小孩在二楼的尹家爬着窗户看。西面窗户下走着一个男人，车上有人举枪，只听一声枪响，那个行人立马倒地，打了几个滚就不动了。后来听说那人是来走亲戚的，手里提着点心，突遭横祸。我才知道枪的力量那么大，把人打倒居然翻几个滚。

       还有一次是肉联厂的工总司在十字口用障碍物堵住了大兴路，战斗队员带着安全帽拿着棍棒严阵以待。我们都去看热闹，站在教学楼下面。一会，工联的战斗车队从大兴路东面驶来，看见路被障碍物堵住了，就停了下来，战斗队员纷纷下车冲了过来。肉联厂工总司战斗队员扔了几个石块，便作鸟兽散，向北面跑的无影无踪。工联战斗队员三下五除二移开了障碍物，车队向西驶去。肉联厂工总司没战斗力，工联攻打我们院子，没见他们支援。

       学校的教学楼属于十字制高点，工总司在楼上架了机关枪，就封锁了十字。夜里，高音喇叭不停地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机枪声一会响一阵。1968年7月19日，开打了。工联是进攻方。土坦克从我们学校教学楼北墙撞进去，南墙撞出来。工联火力太猛，工总司守不住，败了，被打死一二十人，工总司的这个据点被拔除了。工联只战死一个人，冲锋时倒在加工厂门前的路上。这就是西安文革中的有名的“七一九”武斗。当然，武斗前，诺大的一个院子，家家户户都避难跑光了，我跑到了东郊田家湾自来水厂。

       仗打完，我们院子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1968年9月，突然通知我们要去上中学了，是在十五中。9月15日，我们和上一届学生（69届）一起进入了中学课堂。十五中在土门商圈的一片苏式楼房中的一条小路里，这条小路现在叫丰镐一路。现在十五中没有了，被庆安中学兼并了。由于学校处在城乡交汇处，一个班有一半同学是农村的，记得叫响塘寨。

       入学伊始，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上课前先前批判坏人。文革中学校是革命主阵地，揪出很多坏人。我们批判最多的是女校长，她姓什么现在记不清了，好像是徐。她站在讲台前，低着脑袋，头发花白。我们一个个上台批判，为了表示义愤，都要先用力把女校长的头往下按一下，再发言。发完言，就喊口号，一人喊，全班响应。我们班批斗完了，别的班就把女校长拉去继续批斗，走马灯般斗一圈。

       10月份，我们红卫区（原来叫莲湖区）的中学校实行二、二分段四年制，就是两年初中，两年高中。我们70届和69届的并肩一起读到1970年夏，并肩初中毕业了。这个月，热闹了一阵，红卫区组织1966、1967、1968年三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啦。

       中学老师里也有特务，一个男体育老师就是特务。也是奇怪，怎么小学中学里，体育老师中那么多特务，特务要求身体好吗？我们外语学的是俄语，学来学去，只学会了一句打到苏联修正主义。文化课学一阵，就去到农村学农，到工厂学工，一学期倒有一半时间是劳动。夏天学农打麦子还好，冬天学农拉架子车给地里上肥，可真累人。学工是在西安保温瓶厂，主要干包装，也有接瓶胆。那时候吹瓶子都是人工，工人吹好了，连吹管带瓶胆递给我们，瓶胆还是软的，要不停地旋转吹管，不能让瓶胆塌下来，还要用橡胶皮在瓶胆上写上工人的工号，然后放到传送带上，用工具沾水在瓶胆口敲一下，吹管和瓶胆就分离了。第一次拿瓶胆没经验，瓶胆塌下来了，废了，工人狠狠瞪过来一眼。记得还去过部队，搞联欢搞宣传，到部队好，有茶喝，有葡萄和西瓜吃。

       转眼到了1970年夏，暑假过完，开学就是高中了。放假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不过当时并不知道，就是有个战备工程选调西安市69届学生去修铁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省建一公司大院里的69届都招到小企业去了，比如制线厂之类的。后来得知大院里只有一个69届的去了三线，在白河县干活。

       1970年8月28日，开学上高中了，农村同学都叫回家了，原来的两个班合成一个班。高中刚报到，学校就安排我们夜里去土门帮助民警维持社会秩序，其实就是抓自行车带人，抓到了带到派出所处理。记得我们一群同学，抓了一对青年男女，男的骑的28自行车，带着女的，看见我们，蹬着要跑，叫我们七手八脚给拽了下来，押走了。8月31号，全班就开到保温瓶厂劳动去，干一个月。

       学工结束，回到学校上课。10月，学校发生了一起反标事件，矛头直指最高司令部，校革委会停课两天查笔迹，叫我们都把钢笔交上去。最后好像也没查出来，先前校革委会开全校大会，说一定要破案，很多人上去发言，义愤填膺，现在没查出来也就不吭气了。

       10月21日，学校举行秋季运动会，我参加了1500米跑，得了第四名。10月底，全国备战备荒，我们被派去种麦子，在马路中间的绿化带里挖地播种。11月，在校劳动，把学校的杨树槐树都拉倒，换上法桐。原来的杨树槐树不知长了多少年，很大，拉倒很费劲。

       11月，开始招工了，班里有四个男同学分配到西电公司，好像都是成份好的。

       11月12日，为了迎接外宾，学校叫我们装扮成解放军，大家都去借军装。11月15日，早上7点半到学校集合，化完妆，列队去了西稍门飞机场，一直等到11点多，才看到一架飞机飞了过来。大家挥舞着语录和纸花，锣鼓队拼命敲打，舞蹈队翩翩起舞，我用花换了一面柬埔寨国旗摇了起来，机场外一片花的海洋。一会出来一部摄影车，后面是敞篷吉普，吉普车里站着一个人，戴皮帽穿大衣，是西哈努克亲王！亲王向我们频频招手，大家高喊西哈努克亲王万岁和毛主席万岁。19日，亲王从延安回来了，我们又被派去上马路执勤，从上午等到下午一点，亲王乘坐的车开了过来，飞快，我们连人都没看清。21日，又去马路执勤，原来是亲王去电工城参观，要回丈八宾馆。为这个亲王服务，虽然辛苦，但不用上课。

       冬季征兵开始了，1970年12月26日，我班有六名男同学入伍。27日，入伍的同学请我们吃饭，在土门哪个饭馆忘了。菜有炒粉条、烧羊肉、鸡蛋汤等，吃的米饭，还喝了酒。

       北京毛主席做了一个批示，要拉练，学校开了动员大会。1971年1月3日早，到学校开了拉练誓师大会，就出发了，是徒步行军。当天住在纪阳公社桃源村，自己烧火做饭。此后住过大王公社卓村、甘河公社宋村、白庙公社白原村、庬光公社孙姑村、丰收公社南埝村和火炬公社南新村，那时候的村应该叫大队，不过农民还是叫村。1月22日，从南新村出发，经过西安红桥公社，回到了十五中（记得那时候学校已改名为西安保温瓶厂五七学校）。共拉练了20天，经过了户县和长安县。期间，除了行军，就是劳动修路，开批判会，开联欢会，倒也没闲着。我负责采购，还骑自行车去了余下镇和户县县城，看到县城东西南北街汇合处的小钟楼，有点晕，和西安的大钟楼很像哦！

       拉练还是很有趣的，有时候是自己做饭，有时候是派饭。腊八节那天，农民说是过节呢，吃腊八粥，行军途中大家一交流，住贫下中农家统统吃的是杂豆粥，个别住地主家的说吃的是麻什，里面还有黄花木耳呢，大家笑着说还是地主吃得好。我们还学会了几句秦腔：“他爸的棺材摆在屋中央，他大姐进门做了一个揖，他二姐进门烧了一炷香，他三姐进门无可奈何，抱住他爸的灵牌子哭了一场。”一次下大雪，住的村子白茫茫一片，路边有一个大坑，早上起来，听说一个老汉跌下去摔伤了。我们很奇怪，坑那么明显，咋能摔进去？几个老婆嘻嘻地笑，说老汉出门大便，完了到坑边的树干上蹭勾子，蹭着蹭着，滋溜一下滑到坑里去了。原来不舍得用手纸啊。

       回校后，知道班里又有一个同学参军，还有五个女同学分到军工三院了。

       2月1日，在保温瓶厂大礼堂集合，听中国人民解放军 5760 部队三线慰问汇报代表团作报告，两位69级知识青年三线战士介绍了他们在三线建设工地的情况。原来是给我们去三线打“预热”呢。这时候官方把69届叫69级中学生，把我们叫70级中学生，不伦不类的。69届妥妥的是初中毕业，就应该叫69届初中毕业生。我们还读了一学期高中，按道理应该叫70届高中肄业生，但实际高中也没上什么课，顶多也算初中毕业。现在官方将我们69级70级一股脑都叫中学生，很笼统。听报告除了我们70级学生，还有69级去三线的家长也通知来了。原来去年8月份，学校一部分69级学生去了三线。

       学校通知2月8日开学，这是高中第一年第二学期，学校居然还通知我们交学费，眼看就要把我们动员走了啊，还上什么学。到了学校，到连长那里报了名就回家了。之后，上课也是想去不想去的，随心所欲。本来通知2月15日去开三线动员会，结果毛主席又在北京发声明了，和印度支哪三国有关，学校组织我们进城参加了西安30万人的游行示威。2月16日，上午开动员会，三线干部说襄渝铁路安康段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下午开座谈会， 三线干部讲安康是我国腹地，北靠秦岭，南依大巴山，处于众山之中，是战略要地，因此修襄渝铁路意义非常重大。三线干部再三给我们强调，襄渝铁路是毛主席亲自在地图上画的线！我们十五中学、三五零七中学、庆安中学和新华中学70级去三线的编为一个连，连长、指导员、司务长都由西安干部担任。还得写决心书交给三线干部，根据三线干部的口气，铁路建设好，我们有可能留在铁路上呢。

       然后学校安排我们从2月19日开始，到保温瓶厂劳动，彻底不上课了。中间还回学校参加过几次军人开的座谈会，依然是动员大家去修铁路，同学们纷纷报名。十五中是城乡结合处的学校，农村同学之外，都是厂矿子弟，家长也不懂啥修铁路，让去就去吧。所以我们十五中，好动员。

       到了3月6日，劳动结束了，下午到学校开会，公布了去三线人员名单，班里绝大部分男同学都被通知参加三线建设，只有两个男同学不在名单内，后来只有一个没去三线，估计家里有办法。学校通知要把户口本、购粮本、购货本、肉票、油票、肥皂票和棉花票统统带去上交。然后安排我们军训，到庆安中学去进行步伐训练，大家都觉得乏味，不好好参加。3月12日，我们班三位女同学也被通知去三线了。17日，到庆安中学开会，连队的指导员、连长讲了话，说21日离开西安。19日，到庆中看了一下，正在训练，没参加，到制药厂十字住的辛毅佳等同学家转了一圈，辛毅佳母亲正在缝纫机上轧鞋垫，一边干活一边给我们说，到了三线要团结互助。

       但3月21日，没有走成，原来我们本在3中队8连，区里把我们十五中的调离，和四十四中的编为一个连队，到了5853部队1中队学生2连。23日，到学校和新的连长、指导员见了面。

       终于通知要出发了。30日，院子里去三线的几位同学用架子车把行李拉到学校，晚上到学校集结。九位同学坐一路电车到火车站，在夜宵店会餐，饱食酒肉米饭。晚上没电车了，我们从火车站走到东大街，看了看夜幕下的钟楼，邮电大楼钟声响了，12点啦！过了12点，就是31日凌晨了，大家边说边走，不觉到了西门。 跑跑走走，在苏式楼房群里，大声用俄语喊着打到苏联修正主义，一会儿就回到了学校。

       在教室里睡不着，点了堆火取暖，又到学校游了一圈，终于天亮了。在学校用了早餐，上了大卡车，老师和女同学们欢送我们，关切地叮嘱我们。摇手告别，再见了亲爱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们。

       卡车发动，向秦巴大山深处，三线战士出征了！

       其实，那时懵懵懂懂的，根本不知道此行有多艰险，后来，我们离开三线，我的小学周同学和中学辛同学却永远地睡在了巴山汉水，哀悼他们。

       我们走后，剩余的同学全部分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