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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团(李向群/5761部队12中队学生3连)

时间:2020-12-03     作者:李向群【原创】   阅读

【编按】由于作者所说的“原罪”,也即她描述到的政治出身问题,她从中学起就为摆脱这些而付出了比常人做出一倍乃至几倍的努力,直到三线建设的三年即将结束。她才终于“如愿”。然而在她宣读入团志愿书的时候她却没有“那个年龄所应有的激情,我也最终没能明确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散会后,我只是觉得很累很累,仿佛已经跋涉了一个世纪那么长久。”这篇短短的文字令人深感震撼。小编特别推荐您一读。


       我最清楚:我若想得到什么,无非人人都想得到的那些,必得付出比别人多几倍、几十倍的努力和汗水,外加几百倍的辛酸。在中学时,大家都想入团,我也想。但我知道自己根不红苗不正,虽然身为班干部,“改造世界观”的任务却比别人艰巨。我只有更刻苦地学毛选写日记,更积极地发言,更坦诚地与同学谈心,更勤勤恳恳地办墙报排节目,还有,到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时更多地出力流汗……但是,还是不行。

       眼看同学一个个入进去了,这时距离毕业时间已不多。适逢 “最新指示”让去农村“拉练”。“拉练”结束,毕业分配开始。对于我的入团,这无疑是最后一次机会。

       “拉练”中,我脚崴伤了,坚决不听老师的安排中途回家;发一夜高烧,第二天咬着牙照样行军。

       到了最后一个营地,整个下午,各班老师和团员都在开会。一定是在讨论发展新团员了。我等得不耐烦,独自到村头徘徊。老远,看见开完会的胡老师。胡老师走过来很严肃地对我说:“经过这次‘拉练’的考验,团支部决定发展另外两位同学入团。”我明白了,我与团组织的大门之间,还有好长好长一段路。这段路何时走完,并不取决于我自己。这一夜,我失眠了,泪水湿透了枕巾,为我与生俱来的“原罪”。

       “拉练”结束不久,学校动员上三线,我就报名去安康修建襄渝铁路。这一年和前一年,陕西省有两万多名初中毕业生同我一样,与当时的铁道兵一道,为大三线国家重点工程襄渝铁路,洒下他们青春的汗水,不少人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那块土地上。

       告别了亲人和老师,告别了从未离开过的街道故土,将要在几百里外开始新生活。大卡车载着我和同学们驶进秦岭北坡的沣峪口,山脉连同初春寒意尚浓的山风一齐向我扑面而来,我的心随着眼界一下子开阔了。整整两天,大卡车穿行在巍峨的秦岭山中,我一直如饥似渴地在心中与数不尽的崇山峻岭无声地交谈。我暗暗鼓励自己:毕竟才只有16岁,前面的路还长,我会用行动证明自己的。

       到达安康一住定,我便再次写了入团申请书。修铁路两年半中,我当过班长,干过炊事班,活儿拣最重的干,吃饭争吃杂粮。为连队进城买粮装车,一趟背150斤重的三袋面,或180斤一麻袋的大米,200斤一袋的白糖;7斤一块的砖坯一担挑24块,压得我嘴角不由自主地抖动,这样一干就是半天、一天;守着厨房干了8个月,没比连队下工地的同学多吃一口食物;两年多里总共花过2角5分钱买零食,那还是到安康县城为专程来探望我的姐姐送行时一起吃的;刻苦学毛选和《共产党宣言》,两年多只看过半部小说;勤勤恳恳地写日记,上面写满了真实的豪言壮语,丝毫也看不出长期入不上团的苦闷;开会正在发言便渐渐胡说八道,原来是人已劳累到极点,嘴已先于大脑睡着了,离开家时母亲给我用于防潮的毛毡,一到安康便借给了同学,两年半后回家时原物背回;夜晚加班头部被8 号铁丝戳了个孔,流血、头痛、恶心,三天后又出现在工地上。我就是这样严格要求着自己,严格到即使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也近乎苛刻的地步,我却仍旧徘徊在共青团的门外。向母亲报告入团喜讯的家信,压在褥子下面再也没有机会寄出去了。

       18岁生日那天,我找了个机会独自出去,反省自己,寻找迟迟不能入团的原因。我想起了初中毕业前夕班上一位团干部和我的谈话。她批评我不能主动向组织汇报思想,更从未写过一份书面思想汇报,“……这样,组织上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决心与你父亲划清界限呢?”是的,离家两年来,尽管我从未与父亲通过信,言谈中极少提起他,以至有同学以为我已没有了父亲,但也从未向任何人主动表示过要与尚住牛棚的父亲划清界限,而这是政治态度问题、立场问题。可我一想起姐姐来看我时,告诉我父亲如何每月在《人民画报》发行那天,无论酷暑寒冬也要艰难地挤上从临潼回西安的火车,为我买了画报寄出后又连夜赶回,我也因此拥有了连队唯一拥有《人民画报》且可借阅给人的那份优越和自豪时;一想起童年时代父亲给我讲石达开的故事、阿凡提的故事,给我出无数道数学难题并由此给了我一副学数学的好脑子时;甚至一想起父亲的歌声、父亲每周回家提包里常有的香蕉、鲜枣时,我便觉得难以吐出哪怕是违心地吐出事关我入团大局的那句话!

       我从菜地边站了起来,仿佛完成了一个转折—一从此,我决心永远做一名团外“布尔什维克”,一种成熟之感从心中油然升起。

       两年当中,同学们一批批入团了,我的入团志愿书腹稿也在肚子里修改了一遍又一遍。作为班长,班内10个同学只剩我和另外两位尚在团外,连队40名副班长以上职务的同学也仅剩我和另外一位仍在团外。我已迫使自己习惯了这种处境。每周固定的那个黄昏,团员们照例围坐成一个圆圈过组织生活,我便怀着一颗清高的心躲进我这个班的菜地。连队生活不允许随便外出,菜地便成了我唯一的藏身之处。我和豆角、黄瓜、西红柿交上了朋友,常常在这里默默地为它们忙碌。只有这种不思不想的忙碌,才与我长期孤寂的心灵匹配。

后来我终究还是入团了。

       那是在襄渝线即将建成、连队快要解散前夕,我作为连队里直系亲属尚受审查的同学中唯一被破例吸收入团的人,迈进了团组织的大门。在接收新团员大会上,我宣读了自己用几年时光“写”就的入团志愿书。我知道,这份志愿书与我宣读它的声调一样,没有了我那个年龄所应有的激情,我也最终没能明确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散会后,我只是觉得很累很累,仿佛已经跋涉了一个世纪那么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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