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连有一个人，此人姓高，初到紫阳县城时为二排长。师范中学这人是红卫兵负责人。我和他从未打过交道，甚至没说过一句话，更谈不上有什么过结。但他弟弟和我一个班（当时叫排），关系挺好。我们经常在一起，在师范学校的花园里，说说笑笑，聊天打闹，彼此印象都很好。当时我听西影厂同学讲这兄弟俩的关系不大好，甚至不说话。弟看不惯哥，嫌哥是从陕北农村来的。高姓排长比我们大两岁，留级到了69级。我至今都想不通，小学生学的就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还留级?还是两级?真是笑话了。

刚到紫阳县城，高姓排长和一位杜姓同学住一帐篷。杜同学可能在师范中学里和他，还有工宣队，有什么过结，常和几位同学一起议论，忿忿不平，扬言报复。于是有一天晚上这位高姓排长说起了梦话，还大声：“建中是个好同志！”顿时全帐篷人都哈哈大笑。结果这事成了一段子，迅速在连里传开，成了大家嘲笑对象。至今我还记得同学们常用带鼻腔的陕北话没完没了地重复：“建中是个好同志！建中是个好同志！”

我们连住的山坡旁是紫阳县农机厂刚盖好的一溜儿红砖小房，没门没窗，只能算建筑工地。一天晚上紫阳下小雨。高姓排长突然说有事要和我谈心，拉我进了一间这样的房子。我清楚记得我俩靠墙坐在地上。就见这人浑身上下尽雨水，头发湿漉漉、毛糙糙，垂头丧气，战战兢兢，浑身打颤，不住抖，活像阴沟里钻出来的一只老鼠（真的，没一点夸张）。他说了一会我明白了，原来他害怕杜同学一伙打他，让我帮他忙。这是我和高姓排长第一次说话，第一次交谈，他就谈这些，我感到惊讶诧异。我想了想：“咱们现在都这么大的人了，不像文革初期在学校。谁还打架？杜同学不会的。另外我和杜同学是一个班的，关系好，我了解他。他不会的。”

可这人仍不停地讲啊讲，就说杜同学要打他，一口咬定。我最后说：“这样吧。杜同学真要打你，我给你们拉开，行了吧？”

高姓排长又开始讲，此时是给我许愿了，连里要发展团员了，让我做好入团准备，不是第一批就是第二批。应该说高那时是连里的团支部书记，我也真的想在三线里规规矩矩，也加入共青团。因此我也有意和高拉近，搞好关系。这也算是我人性中一次丑陋吧。很快高就搬到我们班帐篷住，和我成好友了。

八连驻县城那阵子可以说纪律是很松懈。有的跳进汉江游泳，有的在电影院闹事打架，有的耍酒疯躺帐篷里骂人，是有人扬言要打高，更何况这人又是个长相丑陋，人品恶心，色厉内荏，胆怯如鼠的人。

好了，很快这支队伍开拔到了离县城五十里外的芭蕉沟，那里山大沟深，云雾缭绕，人几乎出不去。在封闭环境的封闭下，就见大家的心境语境都变了，开始向他巴结靠拢。高姓排长也做梦没想到情况出现了扭转，一切就这么顺。于是就见一拨一拨的人入团了，甚至那位要打他的杜同学也加入了。如此从冬到夏一年过去，可就没我。高也早从我们班活动房里搬走了。这样我明白，高现在防我了，觉得学生八连里我才是他真正威胁，一旦入团，他会失去对我的控制。我这人张扬外露，骨子里又胆大不羁，不好掌控。其实没这么回事。我很随和，与人为善，知恩图报，谈吐不俗，又有才能，最好相处，一般人都愿意和我交朋友。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入团在当年意味着什么。我在中篇小说《枪》里写过，那已不是现在正常意义下的一种上进愿望了。在狭窄闭塞的空间里，在一种文革政治氛围中，我们没有任何社会交往。如同唯一追求、唯一寄托，人们像陷入绝望的初恋一样，陷入这种复杂狂乱的念头里。那是一种情绪，上进心？虚荣心?渴望被集体接纳?害怕陷入孤独？这些混在一起，那么奇怪，却又萦绕不去，于是思想变得畸形疯狂，好像一生的希望追求都系于此，否则一切事情都干得出，尤其对于那些单纯正直的年轻人更如此。

再说一件事。此时我和高的弟弟在一个战斗班。我们关系继承师范中学传统一直很好。我、他，还有那个抢馍偷鸭子的刘同学，干什么都在一起。后山买枇杷啦，瓦房店游玩买馍啦，山头上躺在茅草丛里看书啦，我们形影不离，有股三人小集团的味儿。高弟早就入团了。那时我也有过这想法。和他关系好，入团时他会帮我，帮我说话。这也算我的一种丑陋。好了，又是从夏到冬，眼看一年又过去，还是没一点动静。瞧着我傻乎乎的样儿，别人都看不过去了。如此这般于是有一次入团人员小组讨论会刚结束，一位孟同学忍不住悄悄告诉了刘同学。刘同学告诉我，我又被否决了。是高的弟弟发言，说我思想意识复杂。而且一年多来，每逢团小组会上讨论我的入团审请时，他都如此发言。听了此事，我着实吃了一惊。

这儿说一下什么叫思想意识复杂。文革中阶级斗争对象排列次序分别为地、富、反、坏、右、臭老九，而思想意识复杂者，其反动性质应比臭老九严重，仅次于阶级异己坏分子，差一点就划过去，属反动边缘。

我至今都想不通我怎么思想意识复杂了？多看了几本书?有些文化知识?学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讲义》？知识越多越反动了？我也知道，那时八连师范中学同学里，有不少人常在背后这么议论我，振振有词。过去五十年，因为忙这事忙那事，没仔细想过这问题。而此次八连征文，让我坐在家里椅子上，又怔怔发呆地想啊想，把这个问题、人、事，又过了一遍，终于想明白了。

那些说我思想意识复杂的人，其实当属四人帮思想体系。他们都是四人帮粉丝，文革拥护者。用现在流行话说，都是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北京朝阳大妈，如此才这么思想意识复杂我。可能他们能感到我这人从不点赞江青或文革。每逢议论到这些事时，总缄默不语，而现在高弟又用现身说法，用好朋友的身份，更证明这点，更有说服力。

其实那时由于我父亲的遭遇，我可注意，可谨慎，可警觉。我从不议论政治。连半导体收音机都不买，甚至别人的都没借来听过，就防有人栽赃我偷听美国之音。看书呢也只看马列书籍，《资本论》啦、《马克思传》啦。当然《高等数学》例外。一年365天，我甚至一天病假都不休，以至以后的二排长（王姓）都说:“我发现王汗马几乎不休病假。”三线是我一生中最热情、最虔诚的时刻。我渴望入团。

好了不说这些，再扯回去。当时我就想，高弟既然认为我思想意识复杂，那就划清界限不要和我来往吧。不。每次团小组会下来，他照样又想和我一起聊天，又是天南海北地谝，我、刘、他又是出去玩，三人小集团形影不离。这人真的喜欢和我在一起。他觉得我不俗，知识广博，和我在一起能获益，能学习。对别人他瞧不起。

那时我年轻，听到这事后像一次打击，竟然还难受地哭了一场。我记得当时我们班在小钟林隧道桥墩旁碎石装渣。半夜里寒风凛冽，篝火正红。高弟还过来安慰我。也不能说这人完全虚假，那年代就这么复杂。他在团小组会上发言是为了表示，虽然和我关系好，但革命原则不放松。朋友是朋友，原则是原则。他可以照样作友，也可以照样揭发。这在当时很时髦。

我那时开始遐想了。我要是不在二排，而在一排该多好。我想调到那个排。我觉得一排的人都朴实，思想不阴暗，而排长、副排长又都正派，人物也漂亮。讨论我的入团问题，他们会很公正，没有成见，不会阻挠。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八连在卫生队山坡下修筑任河汽车便桥，我和一排长一起抬石头。就见河水快速流淌，四围群山苍苍。石头虽重，但那是一次美好记忆。

我还这么想过，把我调到5806团学生一连吧。那儿都是我的朋友伙计。让他们帮我调动吧。到了那儿他们会保护我。我的心情会愉快。

在这个连里高姓排长到底比我们大两岁，心智比我们有城府。虽然学不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但奸诈、阴鸷、阴险、阴谋却无师自通，而且常以整人为乐。人们说损人利己，他不利己也要损人。这在他已成习惯了。

在那个年代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是很危险的。劳动如此艰苦，如同苦难炼狱，我都能挺过。可在这狭隘之地，与你最憎恨最厌恶的人时刻碰面，一室呼吸，真是一种精神上不堪忍受的折磨。终于有一天我得出了这个结论。我入不了团，之后一种可怕的报复念头攫住了我全身心。我想炸死姓高的。这是真的。我甚至都想好了细节：两管硝胺炸药，一只雷管，十公分导火索，实施地点，以及炸后如何保全自己的路径。

不过那时我还存有幻想，八连最后一批入团人员里会有我，因为我不构成威胁了。在三线两年八个月里，我总算加入团组织了。但最后一批入团人里也没有我。

这时出来的是新问题，我父亲的问题。说我父亲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有什么新的现行反革命罪行，又在审查。我父亲69年解放过一次，分到南泥湾五七干校，是有一次说话不当，又被审查，但很快没事了。我大哥就在那个空当，夹一把小提琴参军新疆军区文工团。可能我把这事给别人说过，不知谁就反映到高姓排长还有连指导员那里。说实话我现在都不知谁告的密。于是也就应了江湖上的那句谶语:“朋友是用来出卖的!”

这时我能想像出高的样子。就像江湖上常见的流氓:我欺负了你，我就欺负了你，而且还要欺负到底！说这话时还带着一种小人弄权轻狂得意样子。高在连里曾沾沾自得对别人讲过: 王汗马也被我耍了一顿!

于是就在八连退场分配时，我大闹了一次。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情形。那时正当晚饭。我站在一排的活动房外坎道上，看见高从炊事班出来。他手里拿着碗盛了几个馍，沿下面小路往连部走。估计这人没吃饱，又去要。那时他已是连副指导员了，住连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破口大骂:“高某我Z你妈！高某我Z你妈！”我像关中农民一样跳，喊声震天价响，样子肯定很丑陋，于是半个连都看到了。大家保持肃静，没一人吭声（事后知道，其实有些人可高兴了，激动解恨，摩拳擦掌。八连里是有人想打他）。这人一声没吭，低着头快速灰溜溜地走掉。

就这一下，他原来的一副嚣张拔扈得意小人样儿一下子打没了。这人立刻恢复了原形，回到了原点，就像两年八个月前在紫阳县城农机厂建筑工房里，我俩第一次交谈时那样，色厉内荏，胆怯如鼠，垂头丧气，战战兢兢，真如阴沟里出来的一只老鼠。

讲这些，有人不愿听，有人反感，认为我小事唠叨。他们会讲，就是入个团嘛，什么事嘛。拒绝你才好了。现在去美国办迁证更好办。世上的问题可没那么轻松简单，不是这么一回事。真是入团吗?我就不提了。他这人是要害你。事情过去五十年了，现在有些话可以说了。退场时高参与了连里的分配。高撺掇指导员把我分到一个地方。一个什么地方呢？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么说吧，庄里压延厂，宝鸡电力机务段，我肯定没戏。就是铁路三原工务段也不会有我的影儿。到安康2107指挥部接我回西安的我妈单位的军代表、人事干部、小车司机对我讲，分配点是学生八连最远的一个地儿。他们截住了。我明白了，高想让我今后连回一趟西安都很困难，就别谈对他报复了。这又像江湖上说的那句话:“做绝了才无后患!”

这里应该说一下，幸亏他的官职小，仅是一个学生连的副指导员，否则还要干得更绝，还要杀人灭口。有人又说了，你危言耸听。一点不是，说话人不理解。我们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使我能深刻体会这个社会有多险恶，可怕复杂的含义我最清楚。文革中江青就是一个很好例子。江青30年代在上海作三流演员（其实就是高级妓女）。她租的公寓楼里有一位秦姓保姆给房客们烧饭。江青时常潦倒，没菜票。秦保姆就悄悄给她夹菜送饭，待如亲人。应该说江青最初待秦也不错。50年当电影处长时到上海派人找到秦，请吃饭，又给找了一个保育员的正式工作。可文革一来江青就翻脸了，她把秦关进秦城监狱，不审不问，一关十年。直到文革结束，秦出来方知被关原因，于是破口大骂，昔日帮助过的好友，竟如此歹毒。江青是怕红卫兵逼秦，知晓她与众多男友的事。诸如此类的待遇还有江青昔日的朋友电影演员赵丹、导演郑君里（整死）。

纵观整个过程:姓高的与杜同学先前有过结，此事与我没半毛关系，可他硬是活生生把我扯进来。我客观上帮了他，然而从此就把我看成他的另一种威胁，更因为我知道这事，知道他的丑陋、狼狈、猥琐、下作，以致最后时刻还要加害于我，将我流放，发配从军，让我消失。

这儿再说一下，那次退场，高占了西安三个名额，而非两个。他比大家知道的还要坏。

现在人们常说这么一句话:“要么你把社会玩了！要么你被社会玩了！”我属后者。那时我17岁刚踏入社会，刚参加工作，就如此遭遇。

我分析失败的原因:你太正派了，太随和，太善良，太好说话了。人家看出了你的弱点。人不怕君子，而怕小人。恶人须用恶人磨。

其实你也不是太老实，而是太君子。你受的家庭教育和这种人不一样。（这儿另说一句:我妈教我善良，我爸教我君子。好了，这两样混一搭儿，害惨了我一辈子）。

现在要是再碰到这情形，应该怎么处理？

要将这件事在各种场合不停地说出来，要向连领导、全连人大声地讲。要积极反抗。不敢说作恶在先，起码像美国西部片中的牛仔，先枪为敬。好人不吃眼前亏，打个出其不意。

那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遭遇到的就是最坏结果嘛，入不了团嘛，分到据西安最远的地方嘛。

这里还要讲一细节。就在我大骂高的第二天，高随第一批分配人员要走。那时我和高弟在一个班，同住一活动房。半夜里我起来小便。当我回去沿夹道走时迎面撞上了高弟。只见他全身穿黄棉衣黄棉裤，黄解放鞋系得利利索索，一副随时战斗样。原来这人一宿就没脱衣服没睡觉，一直在听我的动静。他以为我要动手打高，然后冲上来帮他哥。这兄弟俩已商量好了，要打我。兄弟阋于墙，但关键点是一致的。俗语说的一点没错:“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三线时我能全文背《共产党宣言》。记忆力好应是缺陷。我至今都清楚记得高弟手扶皮带，屏气严肃，快速迎面走来时的样子，一切历历在目。

我这人有这毛病，几十年都这样，别人也发现了，常常连褒带贬嘲弄：“你这人怎么总爱替别人着想，替别人说话，对任何事情总有一种责任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诚实有余，奸诈不足！（陕西著名文学评论家孙豹隐语）。”几天前在小区院里打乒乓球。此毛病又犯了。我看老婆打了半小时，忍不住叫她让出台子让别人打。老婆躁了：“你怎么又替别人着想？”她指指旁边一台子：“这俩老头老婆打那臭球，占着台子都两小时了。压根儿不下。我才不管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想起往事我还替高弟考虑。我觉得他还不属于那种卑鄙告密型。他被那个时代洗脑了，他想站稳立场，他与他哥有区别。

疫情期间，闲看《水浒》。我看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繁体字李贽评本。我发现，梁山一百单八将里只有林冲一人是真正被逼上梁山。这人军人世家出身，属下级军官（营级干部），没一点前科（连杨令公之孙杨志都有前科，黄河翻船，失陷了花石纲），好好的，端端正正。他的家境又小康（有一个女使锦儿），家庭又和睦，妻子又貌美，一身好武艺，靠技术吃饭，结果却成了悲剧人物。李贽如此评道：“小衙内是不知事小儿，富安是不识体光棍。两个也不必说了。独恨高俅害人，陆谦卖友，都差鲁智深打他三百禅杖。”

按《水浒》道德，高俅害人，陆谦卖友，这兄弟俩都算得上。我认为，高弟卖友，没什么人品。

此次大骂的结果在以后岁月里显现出来。每次八连全连聚会，只要高来(很少来)，他又像阴沟里的老鼠灰溜溜出现了。这人从不发言，然后不等散场，他又快闪灰溜溜走了。按道理八连每次聚会，主要召集人应是他，主持人也应是他。

有位西影张同学注意到了此现象：“自从高某被王汗马骂了之后，一到咱连里总是灰溜溜的，贴着墙走。”

我对高的评价:此人既哈怂又愚蠢，而且蠢得自己一点不知晓，还得意，真是小人之蠢，蠢到了家!我认为正是因为他的哈怂限制了他的智力，使他愚蠢。

以后大概这人渐渐灵醒了，也觉得自己这事干得是蠢，有两次通过别人放出道歉和解信息。我没理睬。

不原谅不是因为此人本质坏，人丑陋。这已不是个人恩怨，个人之争。我觉得我与他是一种政治仇恨。这人属四人帮思想，是四人帮爪牙！我像恨四人帮一样恨这人。这是一种原则，我们家庭的原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来往。高是学生八连的恶势力!

另外我觉得这回他又蠢了，蠢在把自己当一人物，好像人们会和他和解交流，他是一个对话对手。其实我从来就瞧不起这人，从没把他当人看，过去在三线瞧不起，以后也瞧不起，压根儿就瞧不起。再说直截点，就是不发生入团这档子事，我也会不理睬，不来往。我骨子里瞧不起这种人。这种人连与我搭腔的资格都没有。

还想说一下，阴谋一向就有的。我不是个案。别的学生连也存在我这种现象。好些回忆三线的文章都提到过。他们称精神催残，以致多少年后，好多三线聚会，这些学生不愿到场。我还不错，最后反抗了，发泄了，出了鸟气。（有人嘲笑，你是最后嘛。我说我还敢反抗，你们连吭都不敢吭，就像中国人的一贯作为。）

我喜欢反抗。反抗能带来激情，也是创作激情。这种情绪能让人写出美丽文字，写出好文章好小说来，以至支撑人，给人活下来的力量。

这次三线的教训是什么？

其实很感谢高做得极端，才使我一生中时常有极端思维，对人生有一种思想的极端准备。写文章看问题一针见血，思考深刻，思维到位。

再一个教训。我以后做任何事，都要掌握主动权，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上。

另外我抗击打能力强了，不在乎打击，不害怕孤独，不会得精神病。更何况在西安，在大城市，在正常社会里，我走到哪儿，乐子也多，我以文会友，有人格魅力，又与正直善良的人来往，我的朋友遍天下! （难道大家没感觉，学生八连被那人整成一个不正常的社会，至少在师范中学同学群里。）

还有，在这世上我只相信力量，如当今美国记者的共识，另外还有亲子之情。

最后还想说一下。现在微信朋友圈里常传这么一帖。美国科学家研究证明，说实话的人身体健康。从年轻时起我就有说实话的习惯。一旦字正腔圆说起来，就觉得如两点之间走直线，气血畅通，身心爽快，慷慨激昂。这是一种有益的养生方式。我想说，我在本文里讲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没一点修辞夸张，以至行文都没有以往的抒情细腻，连写作风格都变了。

另外我也知道，此次八连征文不会采用这篇回忆，我也就随便写写，不费心了，对得起自己就行了。因此我要写得异常真实，浇心中块垒!

我以前曾说过再不写三线故事了，也没什么可写了，但经不住别人约稿。貂不足，狗尾续。《三线笑话》之五就算狗尾篇吧。我想此文以后找个时机在有些三线群里发帖就行了。

最后时候，我还想补充一下我对高的看法。我认为高不但哈怂愚蠢，还有这么一特征：恶心。哈怂愚蠢的人我见得多了，但高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丑陋恶心的一个。

此人恶心，此事恶心，甚至讲述久了连我也觉得自己恶心。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当年我是一懵懂青年，初入社会，真诚待人，却被人狠狠涮了一把，我的遭遇也真具有典型意味了。要是尼采哲人写这故事，他能写出两大段《苏鲁支语录》寓言来（今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我只能写出平凡小说。我已将我的这个故事写入我的长篇小说《比干水晶珠》里，看警示效果如何。

人老了，生活安静了。回想过去往事感觉就像低头看地上一窝黑蚂蚁，那么遥远但还那么清晰，又如机器铭牌上的标记，似乎平滑，但手一摸仍凸起。一种阴谋性、危险性、可怕性、肮脏性、屈辱性仿佛还在眼前，让人不舒服，呼吸都感到窒息。还是尼采说得好，精神发展到高阶段，要转化为婴孩，乃天真，乃遗忘。以后我再也不扯这些了。关于三线，我想遗忘，不想回忆！

20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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