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月前，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和他谈工作分配时，他表示不愿到三线去，说：“工业生产我是外行，到西南去能做什么？！”彭真说：“军工生产你不是很熟悉吗？”彭真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和左权曾亲自筹划建立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成为我军第一代军事工业。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接替了兵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此后7年中，兵工生产从常规到尖端，从原材料到成品，从军用到军民两用，也都由彭德怀主持开会作计划，研究布局，批准产品定型。为了解有关情况，彭德怀跑遍了全国各地的重要军工厂。就在被罢官前，还研究过在成都、西安增建飞机工厂的计划。他当之无愧地是新中国军事工业包括尖端工业的开创者之一。

　　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他到成都前，西南局就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情况不让彭德怀了解；有关这方面的会议他不能参加；还不能让他参观军工厂。他外出时，得有一名局长陪同，以便“了解”他的活动情形。

　　彭德怀并不知晓这些，他仍然认真地听汇报。在汇报中，建委第一、第二副主任建议彭德怀分管煤炭和天然气供应等后勤工作。彭德怀明白了，作为“大三线”工作的核心——军工生产看来要对他“保密”了。他心头一阵不悦，没有表态，谈话无法再继续，他分管哪项工作也就最终没能确定下来。以后，建委不再提这件事。他和李井泉谈话，李不提分工问题，他也不再问。

　　安顿下来后，彭德怀开始翻阅他来成都前后积压未看的报纸，当看到11月30日（正是他到达成都的那天）《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于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他看着看着一下把报纸摔在桌上，盛怒难当，脱口斥道：“简直是胡说八道！”思索了一会，又冷冷一笑，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不管它，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听完汇报，尽管没有给他具体分工，他的热情还是很高，姚文元文章所引起的不快也抛到脑后了，他很快开始下到工厂矿山参观、做调查。

二

自12月12日起彭德怀离开成都开始第一次外出调查，在抵达重庆参加完三线建委政治工作会议后，他转道去内江、自贡和威远了解了天然气和碳黑的生产情况。

　　1966年元旦刚过，政治风暴卷压而来，围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指名地、但越来越明白地把“海瑞”——“反党分子”——彭德怀作为目标。在这之前，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按：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对三线建委来说，不是第三副主任彭德怀来了，而是“海瑞”来了，对待彭德怀的种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1966年一二月间于成都锦江饭店举行的三线建委年度总结计划会上，彭德怀就是这样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怀着难以言状的复杂心情参加的。他在会上很少发言，但对三线建设则充满了希望。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只要今后不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的主观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成绩来，这应为我国经济建设前途庆幸。”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即起程第二次外出调查，去渡口了解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情况。沿途他视察了成昆铁路的建设现场、西昌专区、石棉县石棉矿，还特地去了红军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并重访了他曾率红军攻打过的会理县城。

　　2月30日，彭德怀到达渡口。渡口原是金沙江畔一个只有7户人家的小村，当时正在兴建西南地区最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彭德怀在山上山下仔细参观，走得汗流浃背，看得振奋不已，连说真是好地方，毛主席决断正确。

　　在参观建设中的宝顶山煤矿时，彭德怀更难抑制感情。曾身受掘洞挖煤之苦的彭德怀十分熟悉这些“乌金”，他一再嘱咐陪同参观的渡口市委领导人说：“巷道支撑一定不能马虎，要绝对保证工人生产安全。”

　　渡口市火热的建设景象使彭德怀这个不写诗的人也诗兴大发，他并未把写的诗给别人看，只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为今天的读者留下了他当日的满腔豪情：“天帐地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民力无穷，众志成城心向党。”

　　不想短短的渡口之行，惹出了麻烦。

　　3月25日，彭德怀在石棉县安顺场渡口，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渡河，不禁深深缅怀当年英勇抢渡的红军战士和舍出身家性命为红军摆渡的船工。当听说还有一位曾为红军撑过船的老船工帅仕高仍健在时，他十分高兴，特地看望他，并以当年老红军的身分感谢他。彭德怀详细询问帅仕高解放后的生活状况，当听出老船工生活上还有困难，便在临别时送给老船工10元钱。

　　这件事后来被“揭发”，作为“批判”彭德怀“是伪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例证，那位老船工也无辜受累。这使对老船工倾注了无限感激之情的彭大将军无法忍受，他大声斥责那些“批判”者：“人家是拼着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得了啊！”

　　3月28日，彭德怀参观西昌螺吉山彝族畜牧场，牧场地处高山区，彭德怀为了解彝民的生活，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回到西昌，彭德怀一打听，去了10个人，一共付了两元饭钱。彭德怀说，那是人家的血汗生产的，付这么少的钱不好。即写了一封信给畜牧场的干部：

田同志：

　　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两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两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两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彭德怀

　　 3月28日

　　这件事，连同他在其它一些场合的一些表现：如对当时建造每平方米造价150元，每位客人占用60多平方米的高级招待所不以为然；对许多县市专区和工矿企业竟相修建高级招待所，特别是四川省用西昌建设下马的钱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锦江饭店表示不满等等，都被指责为“借此吹嘘他是一向主张艰苦朴素”。

三

1966年4月19日，彭德怀第三次出行，视察川南煤矿。

　　就是这次川南之行，使他了却了一桩萦怀已久的心事：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命令彭德怀从红三军团中抽调三四百人，由得力干部率领，到川、滇、黔边开创新根据地。彭德怀选派了400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率领前去。以后，这支队伍与红军失去联系，最后杳无音信。事隔数十年，彭德怀仍然挂念着这批指战员的命运，特借视察之机到珙县打听这支部队的下落，方知他们于当年（1935年）转战数月，只余数十人，最后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彭德怀听后，为之停箸减食，痛悼不已。

　　1966年5月25日，彭德怀准备第四次出行，经重庆、遵义到贵州视察六盘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刚到大足，突接三线建委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怀从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内容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于5月16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在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成了被批判的目标，座谈会变成了批判彭德怀的会议。陪同彭德怀外出掌握情况的人，一个个出来揭发：“彭德怀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彭德怀说明、检讨，3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已被“打倒”的彭真的关系，还要彭德怀就1959年庐山会议时被加上的莫须有的“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作出交代。对此，彭德怀胸怀坦荡地回答说：“庐山会议主席要快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说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

　　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不得不暂时收场，西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

　　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被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小组顾问康生和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欢呼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后，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运动卷地而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迅速覆盖了中华大地。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会全上贴出了名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共和国主席、党的二把手刘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也开始遭到“炮轰”而自顾不暇，管不得彭德怀了。只是仍向他封锁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怀的电话和约见。彭德怀不顾建委给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诫，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一次被红卫兵认了出来，以后他就戴上一个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书记处通知彭德怀立即离开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怀对着话筒大喊：“我为什么要离开成都？怕红卫兵找我算帐？！”“算旧帐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

　　当时，彭德怀是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注视着“文化大革命”，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的。他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早就深恶痛绝。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国变色”、“党变修”的巨大危险的论断也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应该说，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他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心是深信不疑的。

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常有红卫兵闯进彭德怀居住的成都永兴巷七号的院子里来。开始是请他讲历史事件、红军长征的路线、怎样打仗、生活怎样艰苦等等，他均热情作答。有些人提出些责难，他也耐心解释。他很喜欢和青年交谈，帮助他们了解革命历史。

　　然而，红卫兵运动却朝着与他的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们要摧毁一切，也包括他自己。

　　1966年12月，在江青、威本禹的授意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来到成都“揪彭”，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几个问题：你对庐山会议持什么态度？对红卫兵有什么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彭德怀一一作答。红卫兵听过彭德怀的回答，对彭德怀产生了好感，说：“你很直爽，我们回去了。”因为这些红卫兵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揪”彭德怀拿不定主意，遂派了两个人回京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威本禹听了汇报后，对《东方红》的头目很不满意，说：“你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并要《东方红》赶快再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怀。

12月23日晨5时，天还没有亮，数十名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按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冲进成都永兴巷七号院，直扑彭德怀住室。顿时，他们怔住了：室内无人，彭德怀不知去向。原来，彭德怀在两小时前被北京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凌晨3点，北航《红旗》八九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七号，把住在东屋的秘书綦魁英叫起来，推着他向彭德怀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问什么事。为首的说：“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行，什么时候走？”彭德怀很痛快。红卫兵说：“现在就走。”

　　《红旗》红卫兵也是奉威本禹之命，紧急来成都“揪彭”的。威本禹怕《东方红》再次“临阵”动摇，来了个双管齐下。总之，是定要把彭德怀弄到手，加以迫害。

　　《东方红》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又将被《红旗》拘押在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德怀劫走，还派人抄走了彭德怀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结果，引起了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激烈争吵。双方冲突了一阵后，最后议定，对彭德怀实行共管，联合要求三线建委用飞机送他们押彭德怀去北京。

　　威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入川，准备在成都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还确定在押解彭德怀回京途中再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12月26日，威本禹写信报告江青：“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心知“揪彭”一幕是威本禹策划的，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得指示几点：不得开批斗会；由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来京；只许坐火车，途中确保安全；到京后由北京卫戍区接走彭德怀负责安排食宿。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让秘书将几点指示直接用电话通知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揪彭兵团”，还要求向他们说明：周恩来“亲自关心这件事”。

　　12月25日晚，被红卫兵控制了3天，已经十分疲惫的彭德怀，由一伙红卫兵推搡着，在成都军区几名战士的护卫下上了34次特快列车的一节专挂车厢。满身灰尘、爬满了“大串连者”的列车吃力地驶出成都北站。彭德怀就这样离开了他在西南三线的新的工作岗位。

　　从1965年11月30日至1966年12月25日，彭德怀在大三线度过了1年又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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