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从上海内迁到了重庆，有新闻系学生在《国民公报》工作，返校时，传出名作家端木蕻良来到重庆的消息。复旦大学《文摘战时旬刊》杂志编辑委员贾开基得知消息，想请端木蕻良给《文摘战时旬刊》办一个文学专栏，去售珠市街找到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欣然同意，贾开基就请他移住到苍坪街（今邹容路一段）79号黎明书局楼上的单身宿舍。当时《文摘战时旬刊》由黎明书局发行，编辑部也设在黎明书局。

《文摘战时旬刊》原名叫《文摘》，是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在1937年1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文摘》名义上是“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出版，但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在复旦大学有工作开薪水外，其他是独立的。《文摘》设立之初，是一份综合性刊物，改成“战时旬刊”后，改版为政论性刊物，宗旨为“抗战第一”。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吸引读者，《文摘战时旬刊》编辑部决定增设“文艺栏”。

端木蕻良投入了《文摘战时旬刊》的编辑工作。1938年11月8日，《文摘战时旬刊》第34号、35号合刊在渝编印发行。从这期开始设立了“文艺栏”，由端木蕻良主辑，每期发一篇小说，这期登载了端木蕻良的《找房子》，反映了重庆的房荒。端木蕻良先行到了重庆打前站，要找房子供他和萧红住，房子难找，他在找房子的过程中感触很深，写了这篇小说。

萧红来到重庆是9月下旬了，端木蕻良把萧红安顿在有亲戚关系的南开同学范世荣家里。端木蕻良和萧红到巴县歌乐山云顶寺游玩，在云顶寺下停车场看见乡村建设招待所有房出租，就托人租了二楼的一间房，10月初，两人在歌乐山住了下来。歌乐山是风景区，建设得很好，通往云顶寺有可行汽车的路，该路在山下接入成渝公路，从重庆有游览专车直达云顶寺，也可以坐成渝公路的车在云顶寺山下下车，上山到停车场，约500米路。从歌乐山云顶寺步行10来里，可到巴县磁器口和沙坪坝，磁器口和重庆之间有渝磁公路相连。端木蕻良从歌乐山云顶寺去重庆，路虽然远一些，交通还算便利。端木蕻良下山开始是到苍坪街编辑《文摘战时旬刊》“文艺栏”，1939年1月中旬，《文摘战时旬刊》编辑部迁到重庆菜园坝复旦大学分部，就改去菜园坝了。

端木蕻良共编了10期《文摘战时旬刊》“文艺栏”，从1938年11月8日的第34号、35号合刊至1939年3月11日的第46号、47号合刊。“文艺栏”的作者有端木蕻良、萧红、老舍、舒群、台静农、靳以和适夷，其中端木蕻良、萧红和台静农各有两篇。

1939年3月21日，重庆《文摘战时旬刊》第48期“编者几句话”曰：“本期文艺栏取消，自下期起改出文艺副册，每三期附出一册，由靳以、端木蕻良两先生主辑。” 之前，靳以向端木蕻良建议《文章战时旬刊》出版单行本“文摘副刊”，专登文艺作品，他和端木蕻良一起编，端木蕻良赞成并报告了“复旦大学文摘社”，“复旦大学文摘社”同意。1939年4月1日，“文艺副刊第一号” 随《文摘战时旬刊》第49号出版，主辑者端木蕻良、靳以。端木蕻良、靳以主辑的“文摘副刊”目前所知只出了这一号。

端木蕻良的《文摘战时旬刊》副刊编辑生涯共六个月。在重庆苍坪街《文摘战时旬刊》编辑部居住期间，端木蕻良还写了歌词《嘉陵江上》，贺绿汀为之谱曲。抗战时期，歌曲《嘉陵江上》广为流传，深受欢迎，成为既具有深刻思想性，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抗战歌曲精品，1993年被列入《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端木蕻良为中国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靳以是1938年10月到重庆的，他和萧红在上海就认识，和萧红在重庆相遇后，与端木蕻良也有了来往。1937年1月，靳以在上海主编的《文丛》文学月刊创刊，刊登了端木蕻良的著名短篇小说《憎恨》，但没有资料表明端木蕻良和靳以当时有来往，应该见过面。端木蕻良为《文摘战时旬刊》“文艺栏”向靳以约稿，靳以写了《被煎熬的心：一个女孩子的故事》，端木蕻良发表在1939年1月1日《文摘战时旬刊》第40号“文艺栏”上。1939年1月17日，靳以创刊并主编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向萧红约稿，萧红给了小说《黄河》，靳以在《国民公报》予以连载，以后《国民公报》还连载了萧红的散文《忆鲁迅先生》和小说《旷野的呼喊》。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公报》刊登的《忆鲁迅先生》这篇珍贵作品几乎不为人知。

在重庆菜园坝复旦大学分部任教

1938年12月，端木蕻良生命中的“贵人”孙寒冰自香港乘飞机抵渝，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和法学院院长。1937年10月复旦大学从上海内迁时，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孙寒冰因伤寒病滞留于沪。1938年3月，孙寒冰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6月，夫人唐淑德携子女南下，孙寒冰安家于香港九龙启德滨，他往返于省港间。复旦大学在重庆稳定下来后，孙寒冰又回到了复旦大学。

孙寒冰抵渝后，见到了端木蕻良，看到端木蕻良和萧红的生活状况，就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程沧波商量，请端木蕻良到文学院新闻系授课，教“杂志文”。复旦大学教授有专任和兼任两种，端木蕻良是兼任教授，按课时计薪，他大约是在1939年1月份被聘的。靳以也被复旦大学聘为新闻系教授，和端木蕻良是同事，他被聘时间要晚于端木蕻良。

复旦大学本部在北碚黄桷镇东阳下坝，因在重庆市区比较容易聘请教师和进行教学实习，复旦大学将商学院各系及新闻系、经济系从北碚迁往重庆菜园坝，是为复旦大学分部。端木蕻良去菜园坝复旦大学分部编辑《文摘战时旬刊》“文艺栏”和授课，要从歌乐山云顶寺乘车到重庆上清寺下车，然后步行至两路口下坡到菜园坝。

有关端木蕻良在菜园坝复旦大学分部授课的情况，众多的文史文章和相关书籍没有说对的，一片混乱，他们甚至不知道复旦大学在重庆菜园坝还有分部，这种混乱来自端木蕻良本人的错误叙述。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端木蕻良住在歌乐山，要坐船过江到沙坪坝去编《文摘》副刊，或者坐船去复旦大学授课。

端木蕻良有几篇文章和信件提到了复旦大学，比如他在《友谊的丝——和戴望舒最初的会晤》一文中说：“我应孙寒冰之约，和萧红又从歌乐山搬到沙坪坝复旦大学来。”又比如他致信刘以鬯：“复旦大学在沙坪坝，和南岸隔着嘉陵江。”美国汉学家葛浩文采访端木蕻良，端木蕻良说：“我在搞《文摘》副刊，总要从歌乐山到沙坪坝，距离相当远，交通也不便利，坐船易出危险，坐汽车不好买票”。

不知端木蕻良脑海中为什么会出现沙坪坝这个地名，因为无论复旦大学的本部和分部，都从来没有在巴县沙坪坝待过。沙坪坝和磁器口相接，在歌乐山北麓，离歌乐山云顶寺并不远，10来里路，从歌乐山云顶寺到沙坪坝不通车，来往只能步行。当然也可以坐车到小龙坎或重庆，再倒车去沙坪坝，绕个大圈子。阅读萧红在歌乐山写的散文《滑竿》，描写的是一段较长的路程，当是端木蕻良和萧红从重庆回歌乐山云顶寺，坐渝磁公路的车，到磁器口后，再步行回歌乐山云顶寺。因为要爬山，萧红体弱，只能乘坐滑竿。

复旦大学如果真在沙坪坝，《文摘》编辑部也在沙坪坝，那么，从歌乐山云顶寺到沙坪坝，距离不远，步行是正常选择。而且从歌乐山云顶寺到沙坪坝，并无水路，无由乘船前往。需要指出的是，沙坪坝、磁器口和歌乐山，在抗战时期被视为一个区域，叫“沙磁文化区”。

不知为什么，端木蕻良没有提过菜园坝。从1939年初直到5月中旬，他一直在菜园坝复旦大学分部教书和编《文摘》副刊，他和萧红还在那里住过，他有一篇小说《火腿》，文后备注作于菜园坝。他为什么不提菜园坝，而反复提沙坪坝复旦大学，实在是个谜！从歌乐山云顶寺到菜园坝复旦大学分部，只能是坐车到重庆上清寺，然后步行经两路口下到菜园坝。靳以曾经这样回忆道；“最初却是颇使我失望的，因为在菜园坝，每去教书一小时，要坐两小时的车……后来我找到一条路，可以从那边翻到两路口”。靳以当时住在弟弟家，不知在何处，但离菜园坝也不近。

1939年3月15日，复旦大学本学期结束，下一学期于4月1日开课。复旦大学在3月19日给端木蕻良下了聘书，聘请端木蕻良为文学院新闻系兼任教授，任职时间从本年4月1日至7月31日，每周授课两小时，每小时酬金4元，副校长吴南轩在聘书上盖印。

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飞机疯狂轰炸重庆市区繁华地带，造成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惨案，端木蕻良5月7日给《文艺阵地》编辑部写信说：“弟已在五月前早在山中赁一住屋得免此劫，城中诸友，尚不知消息。”

复旦大学为安全起见，5月中旬将重庆菜园坝分部搬回到北碚黄桷镇，端木蕻良不想放弃在复旦大学的工作，但住在巴县歌乐山，要去北碚黄桷镇授课，路程实在太远，他将难处告于孙寒冰，孙寒冰在黄桷镇东阳下坝复旦大学苗圃给他找了两间房，于是端木蕻良迁家到北碚黄桷镇。

在北碚黄桷镇复旦大学任教

端木蕻良和萧红在东阳下坝复旦大学苗圃安顿下来，生活稳定。端木蕻良代课不多，萧红主持家务，还雇有家佣，两人有较多时间埋头创作。

黄桷镇有个东北升学补习班，东北学生姚奔、李满红和赵蔚青经常来苗圃找东北老师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和他们坐在门外的稻草堆上聊天谈文学。李满红喜欢舞剑，端木蕻良和萧红请他表演，表演完毕，李满红说：“将来再流亡时，我给你两位当保镖。”

7月，抗日英雄赵老太太来到北碚，知道东北名作家端木蕻良、萧红住在复旦大学苗圃，便来探望。端木蕻良和萧红留赵老太太吃饭，闲谈中，赵老太太判断端木蕻良是满人，端木蕻良说他母亲是满人。

1939年8月，放暑假了，复旦大学继续聘请端木蕻良为兼任教授，但改到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教时间从1939年10月1日到1940年2月15日，每周授课二小时，每小时薪金4元。

复旦大学在黄桷树建的教师宿舍“秉庄”在8月竣工了，端木蕻良登记入住，端木蕻良和萧红搬到了“秉庄”一楼。靳以新婚，住在“秉庄”三楼。东阳下坝和黄桷树隔着一条小溪，溪上有一座古桥登瀛桥，沟通两地。

端木蕻良家的窗台比较宽，经常有人往窗台上放杂物。一次一个教授家的女佣把鞋放在窗台上晒，端木蕻良便把鞋推到地上，那个女佣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端木蕻良一把将她推了出去，女佣便倒在地上耍泼，闹得风风雨雨。萧红无奈，跑到楼上告诉靳以，靳以帮助调停了此事。端木蕻良和靳以往来较少，在上海时他俩不是一个文人圈子，但端木蕻良说他在黄桷镇和靳以根本不往来，也不是事实，靳以在《国民公报》发表萧红的《忆鲁迅先生》和《旷野的呼喊》，都是去“秉庄”端木蕻良家要的稿子。《旷野的呼喊》于1940年1月20日开始连载，靳以再到端木蕻良家才知道端木蕻良和萧红已经到香港去了。靳以有点伤心，因为萧红和他是老朋友，离开重庆居然对老朋友都不打个招呼。萧红性格比端木蕻良开朗，注意人际关系，到香港后给靳以写信告知情况，靳以回信关心萧红的身体，萧红复信感谢靳以的关切。萧红去世后，靳以很悲愤，写了《悼萧红》，文中对端木蕻良有不满的表述。端木蕻良对此不高兴，几十年后说靳以文章写的不正确，他和靳以毫无恩怨，不想他竟会这样对待他。靳以的女儿章小东近些年出书作文继承恩怨，让人料不到的是她却把萧红当作对象恶毒地骂了一顿，扬言要掴她一个耳光，还说萧红带着罂粟的毒素离开呼兰河，到处寻找前途。

重庆大轰炸后，很多人迁到北碚，北碚有文协会员20多人，陈子展、胡风等商量成立定期座谈会，以加强北碚文协会员的联系。端木蕻良在发起书上签了字，并且代萧红也签了字。9月10日下午3时，北碚文协会员在黄桷树王家花园举行茶话会，通过了发起书，议决成立定期座谈会，定名为三峡区文协同人聚谈会。端木蕻良和萧红参加了茶话会。

复旦大学新闻系新来了东北籍女学生宛茵，住在离黄桷树王家花园不远的女生宿舍。宛茵认识了萧红，很快成了好朋友，萧红欢迎她没事来家里聊天，宛茵说怕打搅端木蕻良和萧红，端木老师教小说选，我如果万一考试不合格，多么不好意思。萧红说你又不是呆蛋，他为什么不让你及格？于是宛茵成了端木蕻良家的常客，经常陪着萧红出去散步、办事和看病。宛茵后来嫁给了端木蕻良的熟人叶君健。

10月，端木蕻良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信，说：“下半年仍在复旦任课”。朋友蒋锡金在上海主编《文艺新闻》周刊，向端木蕻良约稿，端木蕻良寄去了诗歌《哭迅师》、《二周祭哀迅师时在歌乐山》、《得静农书报以诗》，刊登于10月19日上海《文艺新闻》周刊第3号。

11月，复旦大学开始挖掘防空洞。从1938年2月18日日军飞机第一次空袭重庆以来，重庆及附近郊县都受到了日军飞机野蛮轰炸。端木蕻良和萧红住到北碚后，虽然日军飞机没有轰炸过北碚，但时常有轰炸重庆和四川别的地方的日军飞机经过北碚，而且夜袭更多，警报声时常响起，常常要躲警报。萧红已经初患肺病，不得休息，身体逐渐不支，写作也不能正常进行，端木蕻良和萧红考虑离开重庆。端木蕻良提议去广西桂林，萧红认为桂林也不安全，不如去香港。

端木蕻良和萧红去重庆两路口大田湾，征求华岗的意见，华岗赞成他们去香港。年底，孙寒冰从香港回到北碚，端木蕻良告诉想去香港，孙寒冰表示正好，他在香港设立了大时代书局，端木蕻良去了可以主持出版文艺丛书。这样，孙寒冰给端木蕻良在香港安排了工作，减轻了端木蕻良的生活压力。

1940年1月14日，端木蕻良和萧红从北碚到重庆，托在中国银行工作的朋友袁东衣购买去机票。本来听说机票难买，估计得半个月等候，结果晚上袁东衣就过来说有他们银行工作包租的飞机， 17日有两张票。15日端木蕻良拿到票，来不及回北碚了，就托在北碚黄桷镇工作的本家姑姑曹丽雯和姑父王开基代为清理“秉庄”家中的物件和文稿。端木蕻良在复旦大学的教职事宜，自然有孙寒冰处理。

1940年1月17日，端木蕻良和萧红乘机前往香港。端木蕻良告别了重庆，告别了复旦大学。

端木蕻良在复旦大学工作期间，文学创作成果丰硕，除了发表了10来篇短篇小说和散文，抗战长篇小说《大江》也在年底杀青，又应邀为香港《大公报》副刊开始撰写呈现抗战后方“时代掠影”的长篇小说《新都花絮》。《新都花絮》单行本后来被"重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暴露陪都生活之弱点，足以淆乱视听”为由下令停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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