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可以称作是鲁迅的头号弟子（袁培力）

       看到上海某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曰《鲁迅的头号弟子是谁？》，作者是秋石先生。据他说他看见了一篇文章，就是陈益南先生2014年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延安日记〉里的萧军与毛泽东》，他判定该文“错讹较为严重”。秋石先生指出关于萧军的《延安日记》，“一些评述文章不但与历史脱钩，且缺乏相应的时代意识与文史知识”， 陈益南先生的文章无疑是这“一些评述文章”中的突出者，所以秋石先生挑出来予以严肃批判，以“还历史于真相。”其后一年内，秋石先生《鲁迅的头号弟子是谁？》的内容又在北京广州两家杂志他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出现，可见他很重视纠正陈益南先生的“错讹”，因为问题很严重，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从北往南的一路批判之。

       在秋石先生看来，陈益南先生文章“错讹较为严重”的地方很多，但他抓主要矛盾，“且谈为绝大多数文史学者深感错讹明显的一处。”这一处是什么呢？是陈益南先生写了一句“毛泽东与鲁迅的这位头号弟子进行一次‘接谈’。”秋石先生质问道：“请问，萧军何以成了‘鲁迅的这位头号弟子’？”

       不但秋石先生自己觉得陈益南这句话错讹，秋石先生还说“绝大多数文史学者深感错讹”，真是这样的话，陈益南先生这句话理应成为“众矢之的”才对。注意在网络搜索了几次，还真没见到还有哪个文史学者“深感”到了这个明显错讹，貌似“绝大多数文史学者”集体沉默无语。目前只发现秋石先生一人不断地在“深感错讹”，秋石先生“绝大多数文史学者深感错讹”的论断真的是落不到实处。

其实陈益南先生即使写了一句萧军是“鲁迅的头号弟子”，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讹。陈益南先生仅仅是在行文中顺笔提了一下，并不是专门论述“鲁迅的头号弟子”，何况也不一定提的不对。

       既然秋石先生造了偌大的舆论，还是应该讨论一下的，且谈谈秋石先生这“深感错讹明显”的一处吧。

       秋石先生的《鲁迅的头号弟子是谁？》及另两篇相关文章仔细看了，虽然行文有些怪异，逻辑上总是有些别扭，但是其意思经过梳理一番，还是大致可以端详出来，即：萧军不是鲁迅的头号弟子；比萧军更有资格当鲁迅头号弟子的有丁玲、叶紫和胡风；胡风才是鲁迅的头号弟子。  

       说一个人是不是某人的弟子，个人认为有以下两个条件同时存在才最为合理：一个是大家认可，另一个是本人承认。（注：在本文中，弟子、学生和门人是同义词）

       一、先说大家认可这个方面

       1、丁玲，1928年2月在上海《小说月报》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一时，其成名与鲁迅无关，是叶圣陶先生慧眼识珠，在他主编的上海《小说月报》接连发表了丁玲的四篇小说（其中有《莎菲女士的日记》），而且都放在头条位置。1925年丁玲化名给鲁迅写过信，但鲁迅没有给丁玲复信。丁玲和鲁迅的来往在1931年，那时丁玲主编“左联”《北斗》杂志并任“左联”党团书记，鲁迅是“左联盟主”，自然要支持丁玲。为办杂志，丁玲到鲁迅家去要过版画，还要过文章，但他们没有更深交往，关系比较淡。丁玲研究专家李向东、王增如先生说“丁玲与鲁迅往来并不多”，是实际情况。说起和鲁迅的关系，没有人会认为丁玲会比萧军更与鲁迅密切。拿“弟子”来论，说丁玲是鲁迅弟子本身都很勉强，更谈不上能排在萧军之前。

       2、叶紫，1933年在自己创办的上海《无名文艺》杂志上发表了小说《丰收》，引起文坛瞩目，其成名与鲁迅无关。1934年他担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助理编辑时，开始和鲁迅交往，他和鲁迅的关系不错，鲁迅很关心他，无论在文字上还是经济上。但叶紫属于“国防文学”派，和周起应是老乡，关系甚好。胡风1936年6月1日发表文章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后，鲁迅6月4日接叶紫信，未复。7月，鲁迅认可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正式公布，叶紫没有签名。8月15日，鲁迅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之后在8月19日、8月29日鲁迅两次再接叶紫信，均未复。这不正常，相信是叶紫当说客来谈“公事”，引起鲁迅反感。否则，以鲁迅以前和叶紫的交往来看，不至于接三封信不复。鲁迅在1936年9月8日又接到叶紫信，因为附有别人的信及书，鲁迅作复，这是鲁迅给叶紫的最后一封信，但语气明显已经不太客气。鲁迅在信中向叶紫“特地声明”，“我的病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叫我出外，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此一节请谅察为幸。” 鲁迅语气的严厉程度，可能仅次于鲁迅对徐懋庸说的“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吧。叶紫9月15日再致信鲁迅，鲁迅当然认为是“无关紧要”，还是不复。鲁迅和叶紫的关系最终迅速冷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萧军和萧红自然是坚决站在鲁迅一边的，许广平曾经谈过二萧和叶紫的关系，委婉地说：“但是不知甚么原因，他们疏远起来了”，其实原因很明了，就是叶紫站在“国防文学”派的立场，对鲁迅唠唠叨叨，引起了鲁迅的反感。叶紫虽然也可以勉强称作是鲁迅弟子，但和萧军无法比，没有人会把叶紫排在萧军前面的。

       3、胡风，是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和翻译家，其成名与鲁迅无关。胡风早年曾经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的课，还给鲁迅写过商榷信，鲁迅未复。1930年，胡风在日本将苏联小说《在彼得格雷的美国鬼子》从日文翻译成中文，改篇名为《洋鬼》，在上海出版，一炮打响，文坛有名。1931年，胡风在日本参加了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1933年春，胡风被日本警察逮捕，6月13日被驱逐出日本。胡风回到上海不几天，鲁迅在周起应陪同下，登门看望了胡风。原来年初，胡风在上海左翼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艺论文，引起了鲁迅注意，得知日本驱逐了十几位中国进步留学生回国，里面有胡风，鲁迅特地前来看望，以表支持，从此，胡风和鲁迅有了交往。回国后，胡风担任了“左联”的宣传部长和行政书记。中共特科指派胡风为中共和鲁迅的联系人，并告知了鲁迅。1935年，胡风发表了两篇文艺批评大论文，轰动文坛，胡风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地位确立。1936年,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公开为胡风辩诬，回击对胡风的无端攻击。鲁迅先生逝世后，胡风负责丧仪操办的具体事务，这是一项麻烦之极的工作，胡风毫不推辞的担任下来，先生平安入土，胡风像完成了一件自己无法承担的大事，浑身骨头都好似散架了。胡风确实和鲁迅交往密切，大家都认可他是鲁迅弟子，还经常被称作是鲁门大弟子。

        4、萧军，其成名作《八月的乡村》鲁迅仔细审阅并为之作序，还热情地在多种场合推荐，经鲁迅提携，萧军在文坛一举成名。鲁迅给二萧共写信53封，由此可以看出萧军和鲁迅的来往很密切。萧军在延安的六个年头，一直戴着“鲁迅弟子”的光环,如果谁要说萧军不是鲁迅弟子，萧军是非常在乎的。1942年在延安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舌战“群儒”，但唯独留法文学博士陈学昭说的话，给萧军很深刺激。陈学昭说：萧军“他说他是鲁迅的学生，我不知道鲁迅先生承认不承认是他的学生?” 陈学昭自1925年就开始与鲁迅交往，关系很好，她说的话对萧军自称是鲁迅弟子给予了打击，她的身份使这种打击很有力量，好像是鲁迅在陈学昭面前没有说过萧军是他的学生一般，萧军受不了这个，把陈学昭说的这句话记了一辈子。1946年，萧军回到了东北，中共东北局在东北大学里设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并公开宣布由《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担任院长。萧军到哈尔滨后，经东北局同意又设立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出版鲁迅著作。萧军还筹备了“鲁迅社会大学”，每周开两次讲座，萧军主讲，他讲的是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听众提问题他现场解答，讲座吸引了很多人，效果非常好。纵观萧军一生，他是不遗余力地宣传鲁迅和维护鲁迅，在公众眼里他是名副其实的鲁迅弟子。

       二、再说个人承认这一方面

       丁玲和叶紫本身就排不到萧军之前，所以只说胡风。

       1、胡风本人从来不自称自己是鲁迅弟子，而且对别人称呼自己是鲁迅弟子很反感。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良心报》说“胡风附逆”，并说他“自称是鲁迅的门人”。胡风为此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予以驳斥，文章的题目为《当死人复活到时候——给几个熟悉的以及未见面的人》。文章说：“不用说，对于新文化和我们这一辈以及以下的千千万万的文化工作者，鲁迅先生是开路者和哺养者，但我不但不至卑鄙到想盗取一个‘门人’或‘弟子’之类的莫名其妙的头衔，而且因为不愿给那些乡下小女人似的文士们添如嘁嘁嚓嚓的材料，无论在他底生前或死后，我总竭力避免提到我和先生之间的交游关系”。胡风公开宣布不要“鲁迅弟子”这个头衔，不谈和鲁迅的交往，事实也是如此，胡风从来没有标榜过他和鲁迅的关系，更不曾说过自己是鲁迅弟子。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称胡风与鲁迅是“平生风谊兼师友”的友谊关系，实在是深深了解胡风。

       2、萧军则终生以自己是鲁迅学生而自豪，对鲁迅的忠诚也超乎寻常。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因为鲁迅话题，萧军和胡乔木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甚至开完会，萧军还写信邀请胡乔木“赐教”，或在报上论争。萧军是主张鲁迅“发展”说的，萧军反对延安一些人所称鲁迅是“转变”，萧军认为“转变”就意味着鲁迅前期是错误的，萧军绝不接受。萧军公开表示他有宗派，就是“鲁宗鲁派”。他还说：“说我是‘鲁门弟子’，我就是甘心一辈子做先生的弟子，还自觉做得不够。”甚至萧军在晚年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号：三十年代鲁门小弟子。他还命儿子把这个号治成印章，盖在送人的书作品法和书刊上。

       综上所述，胡风是大家认为他是鲁迅弟子，但他自己从不自称，也不接受。萧军是大家都认为他是鲁迅弟子，他自己终生都自称是鲁迅弟子，也接受大家以鲁迅弟子称呼他。所以，陈益南先生称萧军是鲁迅的头号弟子，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