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焚带姚青苗去文化生活出版社结识了章靳以，靳以在他主编的《文丛》发表了姚青苗的小说《涛》。姚青苗又和端木蕻良建立了通信联系，他们之间的通信是通过端木蕻良的同乡友人传递的，端木蕻良将姚青苗的小说《开顶》推荐到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发表，并代他署了笔名青苗。此后，姚青苗发表的作品大部分署名青苗。1950年，姚青苗到山西大学任教，弃用了原名，使用了姚青苗这个名字。可以说，姚青苗这个名字就是端木蕻良给他起的。

1937年7月7日前，姚青苗因母病从沪返乡，临晋紧挨晋南重镇运城，姚青苗常在运城走动。1938年1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临汾设立，由于全国各地报考的学生多达5000人，民族革命大学在运城设立了两个分校。1938年2月，经臧云远邀请，端木蕻良、萧红等七人来到了临汾，不久艾青、李又然被派到了运城分校，姚青苗在运城很快认识了艾青和李又然，来往密切，整天在一起，连吃饭也不分开。姚青苗想办一个刊物，艾青帮助绘制了刊物封面，但因为运城很快失陷，刊物没有办成。姚青苗先前听臧云远说端木蕻良来到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不禁欢欣雀跃，便想去临汾看望，因为他还没有面见过端木蕻良。但局势变化很快，侵华日军展开了豫北晋南平定作战，姚青苗没有去成临汾，就回临晋了。端木蕻良于3月24日从临汾来到运城，住了四天，如果姚青苗还在运城，定会遇见。

1938年秋，姚青苗在西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居敬介绍，去了延安，考入了延安鲁艺文学系，用名姚玉霞，此后，姚青苗一直用这个名字。1939年春末夏初，姚青苗鲁艺毕业，到陕西宜川二战区黄河出版社工作，编《黄河》杂志，又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并兼任宜川中学语文教师，后又在二战区党政委员会资料室当职员。1945年夏，姚青苗到西安主编《益世报（西北版）》副刊，并创办了《骆驼文丛》月刊。

1945年夏，端木蕻良时在贵州遵义，姚青苗和端木蕻良取得了联系，9月18日端木蕻良致信姚青苗，姚青苗将此信以“作家书简”之名发表在10月10日《益世报（西北版）》副刊《语林》，可惜由于老报纸字迹模糊，已经看不清信件内容了，大约是建设东北的意见。可能姚青苗向端木蕻良询问过萧红的情况，端木蕻良写了怀念萧红的一首凄美的小诗《小草》寄给了姚青苗，但《小草》却发表在10月26日《西北文化日报》副刊。《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是山西作家乔力（即穗青），与姚青苗交好，可能乔力向姚青苗要了端木蕻良的《小草》。姚青苗创办《骆驼文丛》，向端木蕻良约稿，这时端木蕻良已经到了重庆。端木蕻良寄了几首译诗给姚青苗，其中从英文翻译瑞士诗人G.凯勒的诗《晚歌》刊登在《骆驼文丛》1946年7月30日第4辑，《骆驼文丛》第4辑还预告第5辑将刊登端木蕻良翻译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诗《小花》，但《骆驼文丛》第5辑一直没有实物发现，或许没有出，端木蕻良的译作《小花》从此便遗失了。端木蕻良于1946年秋离开重庆去了武汉，姚青苗于1946年冬离开西安回临晋，后经运城去了上海，两人从此失去了联系。

1948年冬，姚青苗到了解放区，在正定县华北大学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大学迁入北平，文艺研究室增加了臧克家、戴望舒、关露等名作家。1949年5月30日，姚青苗在天津《进步日报》发表了文章《无题草》。天津《进步日报》由原天津《大公报》更名而来，负责人是杨刚，副刊编辑是李桦，李桦向姚青苗约的稿。《进步日报》更名伊始，就用很大篇幅宣传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要求向工农兵学习。而姚青苗的《无题草》却说：“你叫他到农村去，他写了几句土语方言和劣等的通俗东西，便自以为写出了农村的作品。你叫他到工厂去吧，那更是浮光掠影，连题材都无法去找，如何能谈到写作，但是既已去过工厂，也要硬着头皮写几篇汽笛烟囱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充数，把自己的眼睛变为照相机，把现实看成凝固着的素描来处理。”这简直是逆流而行，引起延安来的《解放日报》副刊主编李亚群的尖锐批评，说姚青苗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第二个萧军”，而萧军当时戴着“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帽子。华北大学文艺研究室开展了对姚青苗的批判，姚青苗极为紧张和恐慌，连饭也吃不下。好在当时没有从思想批判升级到政治斗争，姚青苗写了检讨文章在报纸上刊登，问题才算平息下来。

1949年秋，华北大学文艺研究室解散，周扬劝姚青苗回山西，姚青苗和周扬在延安就认识，他听从了周扬的意见，到山西文联工作。1950秋，又转到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姓名从姚玉霞改为姚青苗，自此教了一辈子书，很少有文艺创作了。端木蕻良于1949年秋自香港来到北平，姚青苗却在此时离开北平，两人再次失之交臂。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姚青苗因为在《七月》上发表过四篇作品，被定性为胡风分子，收审关押；1957年反右运动中，姚青苗被定为未戴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1966年“文革”开始，姚青苗作为“老运动员”被关进牛棚。

而端木蕻良在1951年因写了《论武训传》，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端木蕻良反复受批做检查；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端木蕻良的住家和办公室被查抄，遭到一年多的批判和审查；1966年在“文革”中，端木蕻良被批斗和毒打；1972年，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军籍下放。

端木蕻良和姚青苗都是厄运连连，加上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太原，两人也是没有联系，无由相见。

端木蕻良的文字中目前所见提到过姚青苗两次,均在书信中。

1、端木蕻良1937年春致信胡风，内容是推荐姚青苗的稿子。这封信长期埋藏在胡风案卷里，没有收录到《端木蕻良文集》，知道者不多。当时胡风正在上海编辑《工作与学习丛刊》，姚青苗通过一个东北朋友给了端木蕻良一篇稿子，端木蕻良推荐给胡风。端木蕻良在信中说：“费了一晚上的工夫将青苗的稿子改完，我看是还可用的，先生看看作最后决定。”端木蕻良对姚青苗稿子有存疑之处，其中之一是“‘妗子’大概即‘婶子’之误，是否为山西之土称不得而知。” “妗子”就是舅妈，并不是“婶子”之误，在我国使用区域很广，可是端木蕻良没有听见过。端木蕻良还夸奖稿子“极深刻，暴露了山西的德政，无出其右者”。但《工作与学习丛刊》很快被禁，1937年6月10日出了第4期后,就停刊了,姚青苗的稿子没来急用。

2、1992年8月27日，临汾市委文史资料研究会致信端木蕻良，希望端木蕻良写回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师生活动的文章，填补临汾文史的空白。端木蕻良9月回信，简单叙述了他1938年去民族革命大学的来龙去脉，然后说“这期间我和山西作家姚青苗常有联系，他也可能提供资料”。姚青苗没有在民族革命大学工作过，提供不了民族革命大学的资料。他在运城时和艾青交好，后来艾青和端木蕻良在西安见面，艾青可能和端木蕻良讲过姚青苗的事情。

临汾市委文史资料研究会接到端木蕻良复函后，致信姚青苗，姚青苗回信说：“端木蕻良（曹京平）是我老友……我是1937年在上海和他通信认识的。”姚青苗说他并未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而是在运城搞学生运动，并筹划创办刊物。姚青苗最后解释说：“端木蕻良现在80岁，我已75岁了，年老记忆力衰退，许多事情都记不清了”。

姚青苗回忆文章写到端木蕻良的有《观我生赋》和《忆诗人艾青》。

二、“八一三”后端木蕻良和胡风在上海

1937年8月9日，端木蕻良接到茅盾让他速归的信，从青岛回到了上海，住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一个木器店的后楼，同住者杨体烈，是上海江湾国立音专的学生。

8月13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端木蕻良听到了闸北隆隆的炮声，看到了闸北的熊熊烟火。端木蕻良住所距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胡风家很近，经常去，晚饭后，端木蕻良来到了胡风家，聊了一会战事，端木蕻良向胡风详述了他家的历史，是东北地主的典型。

8月14日，端木蕻良和杨体烈、巫一舟到黄浦江外滩观战，看到中国空军正在轰炸黄浦江上的日寇军舰，端木蕻良激动极了，觉得他赶上了历史上最光辉的一刻。

8月17日，端木蕻良带着杨体烈来到胡风家，杨体烈已经毕业了，没事做，想参加一个战地工作团，为抗战做些贡献，托胡风想想办法。胡风经过努力，给杨体烈找了一个战地工作团，8月19日，胡风去了亚尔培路端木蕻良住所，告知了杨体烈。8月24日夜，端木蕻良到雷米路胡风家，聊天一个多小时。

茅盾找了《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家杂志的主编，商定集资出版一份救亡文艺周刊，用《呐喊》作为刊名，约请的写稿人没有稿费。茅盾向端木蕻良约稿，端木蕻良写了散文《青岛之夜》和议论文《中国的命运——兼答日本室伏高信》。《呐喊》出了两期后被封，改名为《烽火》继续出，9月5日和9月12日的《烽火》刊登了端木蕻良的这两篇文章。

上海新办的救亡文学刊物很多，除了茅盾的《呐喊》，还有张天翼的《抗战》，罗烽说要办个周刊，田间和艾青说要办个诗刊，都向胡风约稿，到8月29日止，胡风一连写了五篇诗文，给了他们。但胡风给张天翼的诗《为祖国而战》竟然被退回，原因是太长。胡风认为是有人对他封锁，不用他的稿子。客观上，这事也有点奇怪，看10月16日《抗战》半月刊1、2期合刊，比胡风的诗长的诗有几个，还都是转帖；胡风的《为祖国而战》后来在9月13日的《国闻周报》刊出，又在10月1日的《战时联合旬刊》刊出，到了11月1日，《抗战》半月刊第4期竟然又从《国闻周报》转载了胡风的《为祖国而战》。胡风到黎烈文处，听到一些冯雪峰针对胡风的闲话，胡风又以为《呐喊》也不刊登他的文章了。

因为有这些插曲，胡风起了也办一个杂志的念头。 8月30日，出版人费慎祥来到胡风家，胡风对他说想办一个小刊物，费慎祥看生意来了很高兴，他知道胡风办的刊物有销路，说马上去打听印刷费用。夜里，费慎祥来到胡风家，说《呐喊》被查禁，邹韬奋家被搜查，但他说明天到市党部去一下，看有没有办刊的可能。31日夜，费慎祥过来和胡风说刊物可以出。费慎祥走后，胡风在日记里写道：“想明后天出去接头看看，计划了一下刊物内容和写稿人……当可弄出一个健实的东西来”。

9月1日，胡风先到亚尔培路找到端木蕻良，告知要办刊物的事，端木蕻良很热心很高兴，端木蕻良是胡风找的第一个约稿人。胡风又去找了彭柏山和胡愈之约稿。胡风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萧军家，萧军没在，金人在，胡风告诉了萧红和金人办刊物约稿的事情。9月2日，胡风又找了张天翼、茅盾和黎烈文约稿。午后，萧军和萧红来到胡风家，问刊物事，萧军表态不愿意给刊物写文章，胡风算他为刊物基本人之一，萧军就答应了。夜里，费慎祥来，说印刷所已经找好，胡风托他制作刊物名字的锌板，名字定为《七月》，并从鲁迅书简里面找出了“七月”这两个字。

以前有种说法，说胡风为办《七月》，在夏天召开了一个10来个人参加的筹备会，端木蕻良在这个筹备会上认识了萧红。这个说法不对，所谓《七月》筹备会是子虚乌有，胡风办这个小刊物是因为受到了一些刺激，8月30日临时起意，8月31日夜才得到确切消息当局同意出，9月1日胡风开始四处跑着约稿，哪有约人开会的时间？再者，端木蕻良是在9月18日认识萧红的，当天胡风在家里召集了一个会议，有萧军、萧红、曹白、彭柏山和端木蕻良参加，讨论《七月》事宜。但是说《七月》的名字是萧红建议的，倒是有可能，时间应在9月2日。这天萧军和萧红来胡风家探询刊物的事，胡风说办一个小刊物请他们写稿，开初萧军拿架子表示不写，后来胡风说萧军算是刊物的发起人，萧军才答应参与。二萧和胡风商谈刊物的具体情况，涉及到刊物名字，萧红提议起名《七月》。相信后来萧红给端木蕻良叙说过这些，端木蕻良在1980年6月25日接受美国学者葛浩文采访时，将这件轶事说了出来。

胡风约稿后，端木蕻良很快写出了特写《记孙殿英》，9月4日送到胡风家，适逢萧军亦来，端木蕻良和萧军结识，两人谈论了中国旧诗和他们各自家乡的事情。9月5日，胡风四处催稿，回来路上，顺道到亚尔培路访端木蕻良，约以后的稿件，端木蕻良答应继续写稿子，后来写了《机械的招引》和《记一二·九》，分别刊登在《七月》第2期和第3期，第3期还有一首诗歌《古意新伤》，署名红粮，应该也是端木蕻良作品。9月10日，胡风出外回到家中，端木蕻良在，正在看费慎祥送来的《七月》第1期，端木蕻良很高兴，说杂志充实得很。胡风谈到去武汉办杂志，端木蕻良表示赞成，并说他哥哥有朋友在武汉，吃住不成问题，他也想去武汉。但是端木蕻良在11日给茅盾去信，谈到去武汉事，说道：“彼处我有友人个人食住当无问题，不过我现在并不想去。”可见端木蕻良想法变了，先不去武汉。

9月11日，曼尼等请胡风到俄菜馆吃饭，胡风到了后，看见端木蕻良也在。9月12日，端木蕻良来到胡风家，说稿子明天可以完成。端木蕻良对胡风说他也听到《七月》的舆论很好，应该使《七月》在这大时代中形成一主流的力量，冲破文坛的市侩传统。胡风和端木蕻良一起去看彭柏山，彭柏山说他已看到《七月》，但不赞成胡风把编辑事务交给萧军，说这样好的刊物被弄坏了未免可惜。

杨体烈回四川老家了，亚尔培路租的房子就要到期了，端木蕻良另定了一处住所，胡风知道端木蕻良去留尚不定，就叫端木蕻良住在他家算了，胡风已经把妻子孩子送回湖北京山老家，很方便。于是，在9月15日，端木蕻良搬到了胡风家。9月17日夜，萧军来到胡风家，和端木蕻良大谈了一通托尔斯泰啦、屠格涅夫啦。

由于胡风决定离开上海去武汉，所以他邀请萧军、萧红、曹白和彭柏山9月18日下午来家里谈谈《七月》的事情，这天应该是端木蕻良第一次和萧红见面。大家决定胡风离开上海后，由曹白和彭柏山接办《七月》，到不能保持现在的水准即行停刊。大家又交流了创作经验，然后逼着胡风请客，胡风买了酒和花生，又请大家吃面，萧红煮面，大伙吃完散伙。

端木蕻良在胡风家居住期间，胡风给他拿了一双旧拖鞋穿，胡风说这是瞿秋白在鲁迅家住的时候买的，瞿秋白离开后，留在了鲁迅家，鲁迅也穿过。端木蕻良听了以后，立即向胡风提出把这双拖鞋给他，胡风同意了。这双拖鞋端木蕻良一直珍存着，但在1969年遗失在他二哥的下放途中。

胡风托彭柏山买离开上海的火车票，彭柏山搞到了介绍信，9月25日中午，胡风持介绍信到上海西站买到了当天的火车票，回来立即收拾行李。萧军、萧红过来送信顺便送行，端木蕻良和胡风及胡风侄子分乘两部出租车前往上海西站。到西站后，端木蕻良和胡风分手，端木蕻良去杭州，胡风去南京。端木蕻良虽然对胡风说过愿意去武汉，但最后并没有和胡风一起去，他和胡风说过一阵再来武汉。

端木蕻良到杭州后，租船大游西湖。胡风抵南京后，换船沿长江前往武汉，在船上他给妻子梅志写信说：“萧军夫妇今天到南京，即趁船来武汉，端木过些时大概也可来。看情形，武汉也许会热闹起来，只不过应付这些反王们得花不少精力。”胡风因为萧军夫妇为《七月》事打绊子，端木蕻良不跟他去武汉办杂志，称他们为“反王”，即捣蛋分子。

三、端木蕻良和《文摘战时旬刊》

复旦大学从上海内迁到了重庆，有新闻系学生在《国民公报》工作，返校时，传出名作家端木蕻良来到重庆并住在售珠市街（今民生路）《国民公报》社的消息。复旦大学《文摘战时旬刊》杂志编辑委员贾开基得知消息，想请端木蕻良给《文摘战时旬刊》办一个文学专栏，他去售珠市街找到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欣然同意，贾开基就请他移住到苍坪街（今邹容路一段）79号黎明书局楼上的单身宿舍。当时《文摘战时旬刊》由黎明书局发行，编辑部也设在黎明书局。

《文摘战时旬刊》原名叫《文摘》，是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在1937年1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文摘》名义上是“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出版，但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在复旦大学有工作开薪水外，其他是独立的。《文摘》设立之初，是一份综合性刊物，改名《文摘战时旬刊》后，改版为政论性刊物，宗旨为“抗战第一”。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吸引读者，《文摘战时旬刊》编辑部决定增设“文艺栏”。

端木蕻良投入了《文摘战时旬刊》的编辑工作。1938年11月8日，《文摘战时旬刊》第34号、35号合刊在渝编印发行。从这期开始设立了“文艺栏”，由端木蕻良主辑，每期发一篇小说，这期登载了端木蕻良的《找房子》，反映了重庆的房荒。端木蕻良先行到了重庆打前站，要找房子供他和萧红住，房子难找，他在找房子的过程中感触很深，写了这篇小说。

萧红来到重庆是9月下旬了，端木蕻良把萧红安顿在有亲戚关系的南开中学同学范世荣家里。端木蕻良和萧红到巴县歌乐山云顶寺游玩，在云顶寺下林家庙停车场看见乡村建设招待所有房出租，就托人租了二楼的一间房，10月初，两人在歌乐山住了下来。歌乐山是风景区，建设得很好，通往云顶寺有可行汽车的路，该路在山下接入成渝公路，从重庆有游览专车直达云顶寺，也可以坐成渝公路的车在云顶寺山下下车，上山到林家庙停车场，约500米路。从歌乐山云顶寺步行10来里，可到巴县磁器口和沙坪坝，磁器口和重庆之间有渝磁公路相连。端木蕻良从歌乐山云顶寺去重庆，路虽然远一些，交通还算便利。端木蕻良下山去重庆开始是到苍坪街编辑《文摘战时旬刊》“文艺栏”，1939年1月中旬，《文摘战时旬刊》编辑部迁到重庆菜园坝复旦大学分部，就改去菜园坝了。

端木蕻良共编了10期《文摘战时旬刊》“文艺栏”，从1938年11月8日的第34号、35号合刊至1939年3月11日的第46号、47号合刊。“文艺栏”的作者有端木蕻良、萧红、老舍、舒群、台静农、靳以和适夷，其中端木蕻良、萧红和台静农各有两篇。

1939年3月21日，重庆《文摘战时旬刊》第48期“编者几句话”曰：“本期文艺栏取消，自下期起改出文艺副册，每三期附出一册，由靳以、端木蕻良两先生主辑。” 之前，靳以向端木蕻良建议《文章战时旬刊》出版单行本“文摘副刊”，专登文艺作品，他和端木蕻良一起编，端木蕻良赞成并报告了“复旦大学文摘社”，“复旦大学文摘社”同意。1939年4月1日，“文艺副刊第一号”作为副册随《文摘战时旬刊》第49号出版，主辑者端木蕻良、靳以。端木蕻良、靳以主辑的“文摘副刊”目前所知只出了这一号。

按照“每三期附出一册”的计划，“文艺副刊第二号”应该随《文摘战时旬刊》第53号出版。1939年5月1日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第50号刊登了“征稿启事”，曰：本刊“文艺副刊”征求各方来稿，四万字以下，题材不拘，远处请航寄，退稿以附寄邮票为限。

但1939年5月3日、4日，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大轰炸，市区燃起大火，市民死伤近万，端木蕻良和萧红住在巴县歌乐山，得免此劫。复旦大学为安全起见，决定将重庆菜园坝分部迁回北碚黄桷镇。端木蕻良和萧红随复旦大学分部5月中旬搬到了北碚黄桷镇，住在东阳下坝复旦大学农场。

北碚是个比较偏远的小地方，《文摘战时旬刊》的印刷成了问题，不能按期出版，但端木蕻良和靳以还是把“文艺副刊第二号”编辑完毕。1939年7月11日，《文摘战时旬刊》第51、52、53号合刊在北碚艰难地出版了，编者说因为印刷上的困难，文艺副刊未能按期附出。但合刊刊登了三篇文艺作品：靳以的《五月四日》、萧红的《放火者》，巴金的《微雨下》。《五月四日》《放火者》写的是重庆大轰炸，《微雨下》写的是桂林大轰炸，估计都是“文艺副刊第二号”的内容，由于副册不能出，作为特例直接用在《文摘战时旬刊》上了。

此后的《文摘战时旬刊》既没有“文艺栏”，也没有再出“文艺副册”，但出了其他副册。可见端木蕻良给《文摘战时旬刊》编副刊的工作到此结束。从1938年11月8日到1939年7月11日，端木蕻良共为《文摘战时旬刊》工作了8个月，为中国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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