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沙坝轶事（孔跟友/5852部队学生9连）

指导员的馍豆

       我连的大部分同学从进场一直到退场始终没有离开过大沙坝，同学们不仅从来没有休过礼拜天（星期的概念大家都已经没有了），更没有探亲假，请假也仅限于父母双亲去世，其他情况一律不准假，有位同学从小与外祖父朝夕相处，感情深厚，外祖父去世后只好躲在一个没人的山坡后面，痛哭一场了事。

       连队的带队干部轮流休了一次探亲假。指导员张建慧探亲回来，带回的唯一行李是很大的一个帆布旧旅行包，里面装了满满的几十斤馍豆，这是他妻子花了大力气给他炒制的。

       馍豆，是陕西关中地区的一种民间小食品，应属饭余茶后的零食，制作时先在面粉中加入食盐、酵母、花椒叶碎、食用油等，发酵好后擀成0.5厘米厚的薄饼烙烤，半熟后再切成1乘1厘米的小丁，放锅中微火烘炒，直到水分烘干即好。馍豆咸香酥脆，特别易于长期储存。

       指导员的这一袋馍豆，就存放在他床底下的一个空炸药箱里，一些同学总是惦记着，有时或饥饿难耐，或想饱饱口福，不时有人伸手向指导员讨要馍豆，这时他就弯腰从床下炸药箱里摸出一小把，就一小把，绝不多给，也没法多给，“多乎哉？不多也”，得细水长流，就这样这几十斤馍豆吃了很久很久。

       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连任友根、张建慧两任指导员，在平时的伙食上与大家始终保持一致，不搞特殊化。一次任指导员生病了，几天粒米不沾，工作班的同学设法弄了点奶粉，给他冲了一碗奶，他二话不说端起碗就去炊事班将奶倒进正在熬煮杂粮粥的大锅里。

       一天，一位外连的指导员来我连串门，张指导员接待了他。这位口才很好，十分健谈，在连部的半天时间里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还向我连首长传授了他的带队经验：“吃饭的时候要走在前面，叫带领群众；看露天电影时要坐在中间，叫深入群众；进洞时要跟在后面，叫监督群众”。幸亏我连首长把这话只当成了耳旁风，没有上他的道。

       在这些带队干部中，指导员一职肯定都是党员，而连长、司务长则大多不是，他们在原单位因种种原因入不了党，他们去三线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企图通过几年艰苦的三线经历，来换取自己所谓“组织问题”的解决，而且大都如愿以偿。在最后离场前的那几天，我们都在忙着收拾行李准备退场时，他们在忙着填写《入党志愿书》。

       前几年一次路过雁塔路秋林公司，偶遇有人拉了几大包馍豆在售卖，立刻勾起了我的记忆，买了一大袋，但味蕾告诉我，这馍豆比起当年指导员那馍豆，口味可是差远了，看来真是人在饥饿时，吃什么都香，更何况是陕西特产。

红色高粱米与红皮白萝卜

       提起大沙坝，我联想最多的除了隧道，就是天天顿顿必吃的红高粱米干饭。我们的主食供应中，杂粮比例长时间很大，杂粮中又以劣质高粱米为主。

       一天，八连一位同学工余时间来串门，他爱画速写，长于观察，对于色彩也特别敏感，他调侃道：长年累月吃着红高粱米干饭，炊事班煮饭的大铁锅和盛饭的大木桶被染成了红色的，炊事班的地面是红色的，大家的碗筷餐具是红色的，厕所的粪池是红色的，满山遍野见缝插针种南瓜，施的肥也是红色的，真是世界一片红啊。

       “世界一片红”，是文革前期的时尚用语。

       长期缺少新鲜蔬菜摄入，致使我一度患上了夜盲症，上士（给养员）高振邦外出采购时给我弄回来两瓶鱼肝油，一瓶100粒，一元钱，刻不容缓，赶紧补充Vd。

       高振邦还是有点本事，那年他陆续给连里采购回来了好几十麻袋红皮白萝卜，他每次都是先联系用船运到大沙坝码头卸下来，再由连部工作班潘文乾、王志宏、孟庆林、张建设和我几个人扛回连里。一大麻袋萝卜至少有七八十斤，虽然不算太沉，但扛在背上咯的人受不了，途中还不敢放下来歇歇，放下没人帮着抬就再也扛不上去了。爬高下低一公里多的山路，来来回回要好多趟，饥肠辘辘，没有援兵。

       有点红皮白萝卜吃就不错了，总比喝盐水强。但天天顿顿都是没有一点荤腥的盐水煮萝卜，时间长了吃的人就有点烦了。炊事班切萝卜也切烦了。开始切时还是圆圆的薄薄的片状，切着切着，萝卜片的厚度日渐增加，及至到了后来，我看到他们切一个萝卜也就三五刀，顺手用刀把这萝卜块拨拉到案板下面的大圆筐子里，再倒进锅里盐水一煮，齐活。

       萝卜片逐渐变成了萝卜块，这谁还能咽的下去？有一天开饭，张指导员端着一碗盐水煮萝卜块，用他那标准的咸阳腔，在炊事班门口大声喊道：“炊事班滴！嫑切咧！嫑切咧！直接给每人发一个浑萝卜算咧！”

       第二天开饭时，萝卜块又变回到萝卜片了。

七个大南瓜和两头猪

       没有菜吃就想开荒种菜，但大沙坝山势陡峭，石头多土地少，人们只好在边边角角石头缝里想办法种点南瓜，种南瓜只需在扎根的地方弄点土，肥、水跟上即可，南瓜秧子不需要土。

       我班也在巴掌大的一小块斜坡上种了点青菜南瓜，虽顶不了多大用，但有一点总比没有强。孟庆林一有空就施肥浇水，期待着尽快能有点收成。眼看着种的南瓜一天天长大，其中有七个长势喜人，终于到了快该采摘的时候了，清早起来往菜地里一瞅，南瓜一个也没了！只剩下一片秧子。经过“侦查”，是下了前夜班的三排的人，在后半夜把那七个大南瓜一个不留的都给煮煮吃了。

       那时大家的肚子里油水奇缺，个个饭量大得惊人。据传某某借出差县城的机会，在饭馆里把那二两一碗的面，一口气吃了十几碗，吃空的碗一大摞。这事我没亲眼见，但我相信，因为饭量不大的我，要有机会了一顿也准能吃它个五六碗不在话下。

       肚子里没油水，那就得养猪。1971年初冬的一天，连部派我和孟庆林去买小猪，我俩到炊事班每人领到两个小馒头带上就出发了。先到五公里外的石庙沟地方供销社拿到购猪指标，再翻到后山的两户老乡家买到了两头各有三四十斤左右的小猪，当地老乡称之为“壳郎猪”，就是体形长大但还未上膘的猪，也叫架子猪，太小的猪崽子我们养不活。

       我俩一人牵着一头，沿着人烟罕至的崎岖山路翻山抄近道往回走，一直走到下午，在翻过一架高山后终于遥遥望见工地了，估计至少还得三个小时才能回到连队。这时我俩又累又饿又渴，一天滴水未沾，实在走不动了，猪也累了饿了，也死活不走了。眼看天色渐暗，我们知道天黑后没有照明走这陡峭的山路十分危险，孟庆林急的蹲在地上直掉眼泪，没有增援，没有退路，最后我俩只好每人抱起一头，艰难的向山下蹭去，终于蹭回到连里时，天早就黑严了。

       这两头猪就由王志宏主养，我们吃啥猪吃啥，天天顿顿的高粱米干饭加压缩菜。实在没想到，我们吃着倒还没啥大事，其中一头猪却吃成了个严重便秘，总想弄点蔬菜给它们增加点纤维素以助消化道蠕动，但无处可寻。无奈之下，王志宏托高振邦在县城的新华书店买回来一本《养猪手册》，也是红塑料皮，但开本比红宝书大一倍，按手册里的指点，我们决定给猪实施灌肠。

       首先，由王志宏负责将猪鼻子固定住，使猪不能乱动弹，我把用细竹子做成的圆头插管插进猪的肛门，插管后面连接着塑料软管和漏斗，往里猛灌肥皂水。一时间，圈里人喊猪叫，乱成一团。

       经过这一番折腾，虽暂时有了好转，但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有一天眼睁睁地看着这头猪在一阵大喘息之后终于停止了呼吸，它是被长久的“红高粱”便秘硬给憋死的。现在我想，当时如果有“开塞露”就好了，但历史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