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沙坝轶事（孔跟友/5852部队学生9连）

严酷的斗争  闪光的人性

       一排一班班长李亚斌，负责一排墙上那块水泥黑板报的编写，1971年夏季的一天，李亚斌针对排里个别人经常欺负弱势同学的情况，旗帜鲜明的写了一篇稿子放到了黑板报上，题目是《现在再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了》。十七岁的李亚斌同学不知道，臭名昭著的“文革” 虽然高潮过去了，但远未结束，仍处于中期，当时在黑板报上间接给文革定性可是犯大忌的！

       指导员任友根看到后，顾不上多说，赶紧端来一盆水，亲自动手迅速把黑板报擦了个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

       这一时期我曾经路过秦岭深处的宁陕县，那时险峻的西万公路路况差，车况也差，路旁深山沟里不少汽车残骸隐约可见，为了安全起见，夜间不能行车，途中必须在宁陕县住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听到全县城的高音喇叭开始呼号：“宁陕县广播站!宁陕县广播站！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想想，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涉世不深的同学们不懂，但1948年就在部队担任司务长的任指导员懂，他以最快的速度“删号封贴”，无疑就是要尽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是为了保护住同学们免受伤害。

       1971年5月，我们四排担任倒渣场清渣任务，全排四个班分成四个班次，每班六小时，中间不吃不喝，昼夜不停，全年无休。轨道电瓶车从平道里推出编组几十辆满载石渣的斗车，每辆斗车载重一吨，人工倾倒卸载，一个班要完成好几列。一次后夜班，又累又饿，我感觉有点撑不住了，想鼓鼓劲，就随口低声说了句：“弟兄们……”结果让班长给牢牢记下了。第二天的班会上，班长特意很严厉地批判了“弟兄们”这句话，说这是“青红帮作风”！吓人得很。从此以后，话就更少了，为什么不说话了？怕说“错”了。

       进场不久，任指导员就在四排的工棚里召开的全连大会上，公布了他的大数据统计结果，他花了十多天时间把全连所有同学的档案仔仔细细过了一遍，当然重点是档案里面的外调材料，最终统计出家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有多少人，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历史上有“问题”的有多少人。这批出生于五十年代被打上“家庭底子不好”烙印的同学，就一直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默默地工作着，艰苦的施工中面临的饥饿对于他们似乎已是次要的事了，苦其心志远甚于饿其肌肤。

       八十年代初，中国大地正在艰难的平反冤假错案。一天我骑着自行车经过大差市附近，偶遇好几年都没见面的我连黄光辉同学，他老远就在街边使劲大喊，引得路人侧目，他高声对我说，指导员在那次全连大会上不指名的说他父亲曾是黄埔军校的少将教官，级别很高，这件事使他心中一直阴霾不散，处事如履薄冰，现经一位中央领导亲自批示，他父亲的问题彻底解决，恢复名誉。黄光辉此时街头与我相遇时不管不顾的大喊大叫，足见这事长久以来对他精神的压抑，以及重压释放后溢于言表的激动之情。

       四排排长郑震国在同学中出类拔萃，全连公认，他始终流血流汗，冲锋在前，后被提拔任命为副连长，本应是连里发展党员的第一人选，但一直到工程完工，全体退场时，他也没能入成党，依然是罕见的“党外人士”副连长。原因是他的祖父在历史上有点事，“政审”在上级那里死活过不了关，可以给个三等功，就是不给党票。他祖父那点事放在今天来看算个屁，但在那严酷的大沙坝时代就是不行，由此可见在邪恶的“血统论”横行的年代是多么的凶险可怖。

       大沙坝时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所谓“斗争哲学”与全国同步盛行，斗争之弦始终紧绷，强势霸道同学欺负弱小同学的现象并不少见。三排就有一位超强势的同学把一个排的弱势同学挨个欺负，开饭时班里轮值同学把饭打回来，他要先打先吃。每天收工后大家都很疲累，他还逼着弱势同学为他揉腰捶腿。有个同学被他欺负的无处倾诉，躲到汉江边的大石头下面哭泣想家。终于有一天，他一记重拳将第二任司务长打得鼻青眼肿后，连里在忍无可忍之下，连夜召开批斗大会，集合全连，挑灯夜斗，群情激愤，口号震天。打人的同学面向大家低头站立，受压同学挨个上前控诉，再现了电影里土改斗地主的场景，整整三个小时，一口气斗到了深夜。

       现在回想起来，如此做法也确实欠妥，很多矛盾都是由政治生态恶劣、生存条件艰苦、伙食供应太差引起的，被欺负者与欺负人者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在当时动辄就“斗斗斗”的环境大背景下，解决问题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平心而论，我连前后两任指导员都是正直善良、富有爱心的好人，他们都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保护我连这一百八十多个大孩子们，这一点在那个冷酷的时代弥足珍贵，也是我连的运气。1971年夏秋之交的一个晚上，二排进洞上夜班，指导员任友根端着一大盆热水，到二排给范国通同学清洗两条烂腿，那两条烂腿已经找不到一点好皮肤了，我看到范国通坐在通铺的床沿上低头哭泣，双腿伸在热水盆里，任凭指导员蹲着一点一点给他清洗。

       退场25年后的1998年，我连的几位同学在张建慧指导员家相聚，指导员深情地说，使他感到宽慰的是，在他任职期间，我连没有牺牲一位同学。当年带我们时，他只有26岁，是保护我们的好领导，好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