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沙坝轶事（孔跟友/5852部队学生9连）

大沙坝概说

       大沙坝，在一般大比例的民用地图上找不到，坐标位置在东经32°37′34.35″，北纬108°53′21.45″，北靠秦岭，南临汉江，依山傍水，地势险要。长江的第一大支流汉江从西南方向奔涌而来，流经这里时拐了一个约30°的大弯，所谓大沙坝，其实就是滔滔江水拐弯时，离心力作用使北岸形成了一个约三四十米长的小沙滩，成为可以勉强停靠船舶的没有任何设施的土码头，大沙坝的命名很可能就是由此而约定俗成的。

       火石岩隧道，全长3208米，当时在全国的铁路网中，3000米以上的长隧道不到30条，在襄渝铁路的12条3000米以上的长隧道中，火石岩隧道位列第8。火石岩隧道进口上方约250米处接1275米长的石庙沟3号隧道出口，火石岩隧道出口约40米即进入3681米长的岚河隧道，高桥长隧，桥隧相连。火石岩隧道从大沙坝进口到郭家河出口为上坡道，坡度分别为4‰～2‰，有830米为曲线，其余为直线，平均单口月成洞44.5米。火石岩隧道进口海拔348米，我连驻地海拔273米，大沙坝码头海拔255米。1972年８月１日18点，根据测量计算，出口方向几天前已停止掘进，我营在进口方向的下导坑进行了最后一次爆破，火石岩隧道下导坑贯通。这个历史性时刻不能错过，我和几位同学随后进洞看了，爆破后的渣石堆上漏出一个小洞，风呼呼地吹过来，可以钻过去一个人。隧道是由进口和出口两头向中间对打，设计接口横向断面允许误差25厘米，成洞后实际误差约10厘米，隧道竣工验收后被评为优质工程。后来得知，1973年10月7日，铺架队从53团的石庙沟3号隧道方向延伸过来，铺轨到达火石岩隧道进口，进入52团管区，当地老乡闻讯倾巢出动围观，山上有一位老大爷怕赶不上趟，前一天就下山在隧道口守候等待了一夜。

       安康地区地处秦岭大巴山区，襄渝铁路开工建设之前，全国尚有三个县城不通公路，除了西藏的墨脱外，其余两个就是安康地区的旬阳县城和紫阳县城，这两个县城的对外交通全部依靠汉江水路，由于没有交通，大山里的很多山民，一辈子都没去过县城，也从来没有见过汽车，可见当时秦巴山区极其闭塞落后的近乎原始的交通状况和人文生态。

       修建铁路，必先修通公路，随着襄渝铁路（代号2107工程）和阳安铁路（代号1101工程）的陆续开工建设，陕南的交通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大沙坝火石岩隧道进口施工的学生连队一共有五个：六连、七连、八连、九连和十连，其中六连和七连后转场到五块石工地，那位在多年的央视春晚都很火的小品演员郭达同学，是七连的。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和施工安全，在隧道口的左边约20米处又开掘了一条平行导坑，简称平道，进口与出口两头一共打了2525米，平道内每200米打一横通道与隧道联通，这样就将长隧道截成了多个200米的短隧道来打，可以有很多个工作面同时开掘，平道内还设有两个车站，所谓车站，就是洞打的宽一点，铺设了两股道，各个工作面的运输矿车（俗称斗车，额定载重1吨），在这里集散，连接成30辆左右的编组列车，由轨道电瓶车牵引或顶推往返洞内外。

       平道洞口顶上，安装了一台直径超过两米的巨型抽风机，为隧道贯通之前洞里爆破后排烟通风用，开动起来抽力强劲，声音巨大，至少有八九十分贝。自隧道下导坑贯通那一刻起，洞里空气对流，通风问题解决，这台抽风机也完成任务下课了。

       前半场大部分施工人员进出和运输都是通过平道，洞口外面两边相对着轨道矗立着两块钢结构的大标语板，人们上下工都要由这个夹道进出，大标语板红底白字，用黑体字分别写着：

       左边：三线建设要抓紧，备战备荒为人民。

       右边：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毛泽东

司务长的“顿顿有肉”

       司务长朱重山毕业于上海某重点大学，是高材生，“所有课程考试从没下过前五名”，还写的一手充满帖意的好字，大学毕业直接分配到北京的国家化工部。立足未稳，文革爆发，“我们的部长倒台了，我们也跟着倒霉了”，化工部撤销，他被下放到华山脚下的西北第二合成药厂，不久又让他去修建襄渝铁路，担任我连司务长。

       上场前，在学校组织的动员大会上，戴着一副半框细边眼镜、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的朱重山司务长，天真的郑重其事的向同学们打了一张“白条”：“当地群众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听说顿顿有肉！”在此后大沙坝的几年中，“顿顿有肉”成为我连专有的一句名言而时常挂在全连同学们的嘴边，起到了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显著效果。

       到了大沙坝，同学们迅速投入紧张繁重的隧道施工，但一直都很差的伙食却让正在长身体的大伙儿有些吃不消，有的同学就把怨气撒向了负责伙食的司务长，开饭时端着剌嗓子的劣质高粱米熬的干饭和如草般难以下咽的水煮压缩菜，他们对司务长破口大骂，常常把司务长骂得狗血淋头。司务长一介书生也是难为无米之炊，在无奈之下有时也回骂，但立刻就会被淹没在一片骂娘声浪中，有次我看到司务长被骂的真急眼了：“你们骂吧！你们骂吧！你们嘴里骂，我心里骂！看咱们谁吃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副食每人每顿饭只能分到一筷头水煮压缩菜，既难吃又不够吃，一天司务长在炊事班指挥着煮压缩菜的同学：“再加一桶水！他们要的就是多！”从此，大家打的菜确实多了点，这就是新发明的“汤菜”。

       病号渐渐多了，病号饭也有了，一小碗汤面吸引的不少人“病了”，司务长在全连大会上只好宣布：“对于病号的认定，正式授权给卫生员张建设”。张建设心慈手软，根本架不住软磨硬泡，一开饭，病号饭就好几十份，当然里面多有“赝品”。我们的细粮供应在很长时间只有20%，每人每月仅有5两食用油，一做病号饭，就所剩无几了。

       我的胃在后期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但让我至今问心无愧的是，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次病号饭，坚持住不吃病号饭。后来退场时，坐了38个小时的闷罐子列车凌晨到达西安车站，一出站就碰到了我发小的父亲，几年没见，他劈头就问：“你咋瘦成这个样子啦？”他的惊讶不奇怪，我比去时的体重少了二十多斤，“减肥”十分成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胖过。

       那几年，当地老乡的生存状况更差，我曾经先后到零星散布在周边山上的几户老乡家去看过，家里只有一张用藤条树枝编成床板的破床，一张从没有刷过油漆的破方桌和几只矮凳，四壁徒空，一贫如洗。

       有一次，一位老乡蹒跚着从我连炊事班前的小路经过，一眼瞅见了泔水桶里准备喂猪的泔水上面，漂浮着一个泡涨了的馊馒头（这种情况极少），他不顾一切的推开栅栏门冲了进来，伸手就从泔水桶里把馊馒头捞起来直接就送往嘴里没命的吞咽着，酸臭的泔水顺着指缝滴答滴答往下掉！他真的饿极了。

       炊事班的同学对于有时前来讨要饭食的老乡，只要大木桶里还有剩余的高粱米干饭，趁着没人，就会迅速给他们的篮筐里打上几马瓢。一天我路过八连下面的那户人家，看到那家在院坝的地上铺了一张破席片，家里衣着破旧的年轻女人蹲着把一点点高粱米干饭仔细的摊开晾晒，晒干后可以储藏起来以度饥荒。据我们了解，他们每年从生产队里分到手的毛粮，平均每人每月仅有十几斤。老乡哪里有什么“丰盛的饭菜”，更别说什么“顿顿有肉”了，就是过年，他们也未必就能吃上肉。

       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知道，当时的粮票是与外界交换的“硬通货”，你走在山路上，迎面走来一位当地的陌生人，当他走近你时，常常会用当地的方言小声的问你：“有粮票吗？”一次，我从岚河镇的团部返回大沙坝，在汉江码头上坐了老乡的小船顺流而下，船到大沙坝码头掏钱付船资时，船老大坚持不要钱，非要一斤粮票。“民以食为天”，在大沙坝体验的令人刻骨铭心。

       我班的王志宏忠厚善良，几年间一直把省下来的吃食不间断的接济山上的一位“五保户”孤寡老人，最后当得知我们即将退场时，老人拄着一根木棍颤巍巍的下山来到我连，见到志宏就大哭……我们都走了，还有谁能接济他呢？

       四排的王稳太同学，身体强壮，饭量也大，刚上场的一段时间，一次开班会轮到他发言，他却哭泣不止，怎么也哄不住，一问是因为老吃不饱饭给饿的，每餐饭的主食每人只有一个一两半的小馒头，对他“犹如掉进肚里的一颗小石头子”（同学孟庆林语），无济于事。经过班排长向连部多次请求，王稳太同学被调入炊事班专门负责砸石炭，就是将大块的石炭砸成比核桃大点的小块，他一人必须充分保证两台炉灶的石炭供应。这活虽然又脏又累，但有可能会吃的饱一点。到炊事班吃第一顿饭，他一口气就吞了八个馒头，意犹未尽时被炊事班长紧急叫停：照这样再吃下去，这顿饭的馒头数量就不够给全连发了。

       转眼二十六年过去了。

       1999年春节期间，我连举办了退场后的第一次联谊会，同学们久别重逢济济一堂，在开发区担任要职的朱重山司务长即席发言，他开场白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学们！经过了二十多年，我们现在终于实现了顿顿有肉！”